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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不確定：天生如此，小眾壓力，性傾向改變的努力，自殺

聯盟培訓機構（Alliance Training Institute）

2020年9月24日

D•保祿•蘇林斯（D. Paul Sullins）神父，博士

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露絲研究所（The Ruth Institute）

 

還記得這個研究嗎？—來自坡德曼（Polderman）等人，「基於50年雙胞胎研究的人類特徵可遺傳性的綜合分析」（Meta-analysis of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traits based on fifty years of twin studies）。《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2015）

「與性發育和性傾向有關的心理和行為障礙」有32%是由於可遺傳性。

 

貝利（Bailey）說，「可遺傳性估計為…32%，這意味著大約三分之一的性傾向變異歸因於基因差異。」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心理學家卡齊•拉赫曼（Qazi Rahman）證實：「基因因素可以解釋人們性傾向變化中的30%到40%。」

 

從背景來看，宗教和信仰有31%可遺傳性，社會態度有30%可遺傳性，個人態度有35%可遺傳性。所有這些都不被認為是天生強迫特徵。

2019年8月發表在《科學雜誌》（Science）雜誌上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戲劇性地證實了這些結果。

 

這項研究並沒有對雙胞胎進行比較，而是直接檢查了參與者的基因組以尋找性傾向標記，這一過程被稱為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研究人員檢查了不止一個，而是三個獨立的樣本，並比較了它們的共同基因特徵，總共檢查了將近50萬個案例。

 

研究文章：《大規模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研究揭示了同性性行為遺傳結構的內幕》（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他們發現了什麼？可遺傳性（Heritability）

 

用他們的話：「我們估計了廣義遺傳性-可歸因於遺傳變異的性狀變異百分比-為32.4％[95％置信區間，10.6至54.3]」

 

性傾向的可遺傳性為32%，和雙胞胎的研究完全一樣！

 

客觀公正的科學反復帶來強有力的發現，環境對同性戀行為發展的影響是基因影響的兩倍。

 

他們發現了什麼？沒有同性戀基因

 

同性戀基因的數量 = 0。研究最終得出決定性的結論，「同性性行為肯定沒有單一的遺傳因數（有時被媒體稱為『同性戀基因』）」。

 

任何人找到同性戀基因的可能性 = 0。研究發現，並不是單一基因，而是「許多具有個別微小影響的基因座分佈在整個基因組中…這些基因座促進了同性性行為傾向的個體差異」。這種多基因性和非特異性有效地排除了遺傳決定論的可能性；正如首席作者對《紐約時報》所言，「僅僅從基因上預測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傾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他們發現了什麼？任何人找到同性戀基因的可能性 = 0。

 

記得單基因（孟德爾）（Mendelian）和多基因（複雜）特徵之間的區別：

 

該研究發現，同性傾向具有高度的多基因性（highly polygenic）。

 

性傾向甚至不是一個明顯的特徵，而是在基因上與「各種各樣的其他特徵，包括外化問題行為，如吸煙、吸食大麻、冒險，以及『對經驗的開放性』的個性特徵」重疊。此外，「將異性戀與同性性行為區分開來的遺傳效應，與在非異性戀者之間的遺傳效應是不一樣的…這表明，並沒有單一的連續統一體從異性轉向同性的偏好。」

Andrea Ganna et al., “Large 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Science 365, no. 6456 (August 30, 2019). P. 1: eaat769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7693.

 

他們呼籲將同性吸引（SSA, same-sex attraction）和異性吸引（OSA, opposite-sex attraction）重新定義為獨立的維度，並呼籲停止使用金賽量表（Kinsey Scale）。

 

隨著這項研究的發表，《科學》雜誌發表了十幾篇由LGBT科學家發表的社論，反對這項研究的發表。

 

他們發現了什麼？一個進化的問題

「我們觀察到…那些報告同性性行為的個體比那些完全只是參與異性性行為的個體平均生下更少的後代，即使是那些報告只有少數同性伴侶的個體…這種繁殖缺陷提出了有關這種特性在進化中維持的問題，但我們在這裡不討論這些問題。」

他們發現與許多精神健康障礙和人格特徵存在顯著的遺傳相關性：精神分裂症；多動症；嚴重抑鬱症；冒險的行為，包括吸煙；和孤獨。在女性中，性傾向還與躁鬱症，對經驗的開放，和低主觀幸福感相關。

 

於2016年6月，由6個主要的主流的性向學者J. Michael Bailey, Paul L. Vasey, Lisa M. Diamond, S. Marc Breedlove, Eric Vilain, and Marc Epprecht所寫，在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發表的「Sexual Orientation, Controversy, and Science」：

 

科學共識：同性戀「大部分並非」是遺傳的

基於對雙胞胎研究的證據，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能夠對「性傾向是遺傳的嗎」這一問題提供一個合格的回答。答案是：「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遺傳的，但大部分不是。」一方面，這個答案並不令人驚訝，考慮到減少繁殖的基因的進化壓力，同性戀基因很可能也會如此，特別是在男性身上（維西（Vasey），派克（Parker）和范德拉恩（VanderLaan）2014）。另一方面，我們預計許多人會對這個結論感到驚訝…（76頁）

 

「當然，改變一個人的公開性傾向身份認同是可能的，一個人當然可以選擇是否參與同性或異性的性行為，或者成為獨身者。」

 

對政治的和治療的自由的影響

以治療就是否認同性吸引的不可改變的性質為理據，許多立法和司法部門目前正在努力取締自願的治療或否絕經歷一定程度的同性吸引但不想進入同性關係或認同自己是同性戀的成年人的合法性。在這些司法體系內，有同性戀傾向的人現在可以自由認同自己為同性戀並且進入同性婚姻，卻有人否決這些人在他們想要的情況下，有拒絕認同為同性戀並參與異性婚姻的自由，其理據是認為這樣做就是對他們的真正身份的暴力。…如果同性戀者是由基因決定的這一理據是說得通的，那麼在沒有令人信服的基因差異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合理地堅持地說：對同性戀行為的容忍就要求對異性戀行為的不容忍。

Sullins, Donald. ‘Born That Way’ No More: The New Science of Sexual Orientation (with Unpublished Science Letter to the Editor) (October 4, 2019). Public Discourse (201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64342

任何治療干預的第一步都是駁斥一個人是無能為力的這一謊言。

 

基督教干預的理據是，我們尋求利用我們的自由，不是要取悅我們自己，而是要榮耀神。

 

愛既完全，就把奴隸般的懼怕除去。（約翰一書4：18）

 

20世紀90年代—強有力的研究證實，世界範圍內的LGB人群有更高的精神機能障礙

弗格森（Fergusson）（1999）發現「GLB青少年患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增加，特別是自殺行為和多種紊亂。」與普通人群相比，LGB青少年有形成自殺意念的風險是普通人的5倍，有多重障礙和自殺企圖的風險是普通人的6倍。這項研究跟蹤了一千多名紐西蘭兒童，從他們出生到21歲，這是一項非常出色的縱向設計。

 

赫里爾（Herrell）（1999）發現「同性戀男人一生中採取自殺行為的風險大幅增加」。形成自殺意念的未調整的風險比例為4.1，自殺未遂的風險比例為6.5。這項研究比較了美國越戰退伍軍人中不一致的雙胞胎，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設計，控制到了大多數未觀察到的差異。

Fergusson DM, Horwood L, and Beautrais AL. “IS Sexual Orientation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Suicidality in Young Peop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6, no. 10 (October 1, 1999): 876–80.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6.10.876.

Herrell, Richard, Jack Goldberg, William R. True, Visvanathan Ramakrishnan, Michael Lyons, Seth Eisen, and Ming T. Tsuang.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uicidality: A Co-Twin Control Study in Adult Me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6, no. 10 (1999): 867–874.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6.10.867.

 

桑福德（Sandfort）（2001）在荷蘭心理健康調查和發病率研究（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NEMESIS I）中報告，「有同性性行為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風險更大」。男性同性戀者患情緒障礙的風險是普通人的3倍；女性同性戀者濫用藥物的風險是普通人的4倍。

 

文獻中討論了導致這種差異的兩種可能的因果途徑：1）羞恥感帶來的社會壓力；2）異性戀者和非異性戀者固有或內在的差異。

 

請注意，無論你的答案是什麼，LGB群體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都不負責任。與愛滋病（AIDS，獲得性免疫缺乏綜合征）的傳播類似。為什麼在LGB群體中感染人數更多？LGB群體要麼1）因羞恥感而不太可能尋求幫助；2）由於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更易感染愛滋病；要麼3）更多可能傳播愛滋病，由於更多採取濫交和採用肛交而不是陰道性交—這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

Sandfort, Theo G. M., Ron de Graaf, Rob V. Bijl, and Paul Schnabel.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Find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 (NEMESI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8, no. 1 (2001): 85–91.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8.1.85.

 

邁耶（Meyer）（2003）—非異性戀精神病理學源於「小眾壓力」

邁耶認為，「性別偏見是有壓力的，可能會導致不良的心理健康後果。」因此，在非異性戀個體中發現的較高的心理健康障礙傾向「源自超越個體的社會交往過程、制度和結構，而不是…某個人或群體的生物、遺傳或其他非社會特徵」（第676頁）。

 

隨後的一系列研究報告性少數者群體樣本中歧視與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但是，因果關係是難以捉摸的，替代性解釋也不能被排除。今天，即使是主流學者也對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

Meyer, Ilan H.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no. 5 (2003): 674–69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5.674.

 

薛智（Zietsch）在2009年使用澳大利亞雙胞胎登記資料直接檢驗邁耶的前提，即LGB的精神疾病脆弱性不是由於生物或遺傳因素。結論是：「我們發現性傾向與神經過敏症和精神病之間存在顯著的遺傳相關性，但沒有相應的環境相關性。這表明，如果非異性戀和精神疾病脆弱性有一個共同的起因，那麼該起因很可能有一個遺傳基礎。」

 

麥凱布（McCabe）等人2010年研究了以那個時候為結點的最大概率的性小眾的抽樣，不僅發現在性小眾之間更高的歧視比率以及更高的藥物使用疾患，而且發現，「在最終的回歸模型中，藥物使用疾患和性傾向歧視之間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考慮到在這些小眾壓力模型中，歧視、壓力、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障礙之間假定的關係，這一發現是令人驚訝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均影響到藥物濫用，但性傾向歧視並不影響。）同樣的資料由使用任何精神健康障礙作為結果的同樣的一些作者進行了第二次評估，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Zietsch, Brendan P., Karin J. H. Verweij, J. Michael Bailey, Margaret J. Wright, and Nicholas G. Marti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Psychiatric Vulnerability: A Twin Study of Neuroticism and Psychoticism.”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0, no. 1 (2009): 133–142.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09-9508-4.

Sean Esteban McCabe, Wendy B. Bostwick, Tonda L. Hughes, Brady T. West, and Carol J. Boy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mong Lesbians,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0 (2010): 1946-1952.

Wendy B. Bostwick, Carol J. Boyd, Tonda L. Hughes, and Brady West,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4 (2014): 35-45.

 

NEMESIS 2（2014）—改進的措施沒有發現LGB健康差距的變化

因為使用同性行為而不是（同性）吸引作為衡量標準，NEMESIS研究1備受批評，所以NEMESIS研究2也衡量了同性吸引（SSA）。發現：

 

「同性戀活躍者和具有同性吸引的人比異性戀的人患精神障礙的幾率更高。與性行為相比，性吸引導致的疾病患病率差異更大。將這些結果與之前的一項研究進行比較，結果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健康差異的模式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結論—性傾向仍然是精神疾病的一個危險因素…

 

NEMESIS研究或許最清楚地說明了在過去十年的反復研究中發現的關於小眾壓力理論的一個問題。如果社會污名化導致了LGB病理異常，人們會認為在對LGB更寬容的人群中，這種病理現象會更少，並且隨著社會變得更加包容，這種疾病會減少。然而，在世界上最寬容的社會之一，在LGB權利和開放性在全世界迅速提高的時期，這兩項相隔十年進行的研究發現，在LGB人群中，精神健康障礙方面存在著巨大而持久的差異。

Sandfort, Theo G. M., Ron de Graaf, Margreet ten Have, Yusuf Ransome, and Paul Schnabel. “Same-Sex Sexuality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Second 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 (NEMESIS-2).” LGBT Health 1, no. 4 (December 11, 2014): 292–301.

 

菲格羅亞（Figueroa）和佐柯拉（Zoccola）2015年研究了人們所感知到的歧視或污名意識，發現它「與在成年性小眾之中較差的主觀心理和身體健康症狀直接相關」。但是「性別和性傾向都不能緩和恥辱感知和不良健康狀況之間的關係」。注意，恥辱感和健康都變得主觀，朝著內部過程的方向發展。在2016年，他們比較了來自家庭內部和家庭外部的歧視，發現「當將兩者同時進行檢查時，只有來自家庭和朋友的歧視繼續與健康結果有顯著的聯繫。」社會壓力在這裡變成了某種家庭衝突。

Figueroa, W. S., & Zoccola, P. M.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isk and resiliency in sexual minority health: The roles of stigma consciousness and psychological hardines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2 (3), 329–338

Figueroa, W. S., & Zoccola, P. M. (2016). Sourc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 in sexual minority adul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 63 (6), 743-763.

 

2017年，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五位學者開始了一項新的研究項目。這個專案的目的是測試邁耶的「小眾壓力理論」。這個項目分析了32個以前的研究項目。這32個先前的研究專案都集中在引起同性戀者歧視和不舒服的事情上。這些前期研究項目均在2015年之前完成。2017年的研究專案總結出，「內在化的恐同症與同性關係的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負面關係，而異性戀歧視和性傾向可見度管理則不是這樣。」

 

他們還報告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盡管有大量關於性小眾壓力和同性關係幸福感之間關係的研究，但在不同時期，這一領域的研究方法的嚴謹性往往很低。」

Cao, Hongjian, Nan Zhou, Mark Fine, Yue Liang, Jiayao Li, and W Roger Mills-Koonce. “Sexual Minority Stress

and Same-Sex Relationship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Prior to the U.S. Nationwid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79, no. 5 (October 2017): 1258–77. https://doi.org/10.1111/jomf.12415.

 

祖克爾（Zucker）質疑小眾壓力—2016

在小眾壓力模型的證據上，「效應的方向不能最終確定（例如，偏見和歧視是否導致更大的可能形成心理健康問題，或者心理健康問題是否導致更大的可能性經歷—或者感知—偏見和歧視）。」

 

「如果有性別障礙的病人認為公然表達跨性別會帶有極大的風險面臨不被接納的後果，並且要求一位心理治療師幫助他們自己確定更符合他們天生的性別的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治療師的參與會否總是不道德的，就像SOC-7似乎斷言的那樣？如果是這樣，SOC的立場似乎會與病人的自主權和自決權發生衝突。」

 

肯尼士•祖克爾（Kenneth Zucker）博士是美國心理學會（APA）DSM-5性別認同工作小組的主席。

Zucker, Kenneth J., Anne A. Lawrence, and Baudewijntje P.C. Kreukels. “Gender Dysphoria in Adult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2, no. 1 (March 28, 2016): 217–4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21815-093034.

 

貝利（Bailey）2020—神經質可能導致（感知到的）壓力，而不是相反

「小眾壓力模型完全依賴自我報告資料來量化污名化，…這種自我報告資料的準確性似乎受到個人氣質的影響。因此，我們可能會要問：報告了更多污名化經歷的非異性戀者是否隨後會傾向於出現更多的神經質症狀？或者，經歷了更多神經質症狀的非異性戀者也傾向於（或僅僅感知）更多的污名化體驗？這似乎是合理的，甚至是可以預測的，精神病學的症狀，如抑鬱，焦慮，或敵對可能使受影響的人更有可能經歷和/或報告污名化的經歷。這種可能性已經在對輕度冒犯（利林菲爾德（Lilienfeld），2017）、感知種族歧視（菲尼（Phinney），馬登（Madden）和桑托斯（Santos），1998）、性傾向小眾壓力（許布納（Huebner），奈梅洛夫（Nemeroff），和大衛斯（Davis），2005）的研究中被提出，在抑鬱症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史密斯（Smith），薩莫斯（Summers），狄龍（Dillon），麥開提（Macatee）和庫格爾（Cougle），2016）。」

Michael Bailey, J. “The Minority Stress Model Deserves Reconsideration, Not Just Extens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9, no. 7 (October 1, 2020): 2265–6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9-01606-9.

 

貝利2020—為什麼在挪威的非異性戀人群中情感障礙沒有減少？

「小眾壓力模型應該預測到，非異性戀的人如果成長在特別不寬容或污名化的文化中，將會有特別高的心理健康問題風險。然而，我不知道有證據支持這個預測，但有一些證據反對這樣的預測。荷蘭是一個高度寬容的文化，在荷蘭進行的精細調查顯示，情感障礙在非異性戀者中顯著增加（桑德福（Sandfort），巴克（Bakker），斯庫里維斯（Schellevis）和范維森比克（Vanwesenbeeck），2006；桑德福（Sandfort）， 格拉夫（de Graaf），比哲（Bijl）和施納貝爾（Schnabel），2001）。與寬容性較差的美國相比，這些比率並沒有明顯降低（例如，科克倫（Cochran）和梅斯（Mays），2000）。」

 

這裡，一位著名的親同性戀學者提出了社會保守派多年來一直提出的相同觀點。

Michael Bailey, J. “The Minority Stress Model Deserves Reconsideration, Not Just Extens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9, no. 7 (October 1, 2020): 2265–6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19-01606-9.

 

在成年性小眾中的改變性傾向的努力，不利的童年經歷，自殺意念和自殺未遂，美國，2016–2018

在七月發佈的研究，利用了威廉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的世代資料，基於具有代表性的1518名成年性小眾的人口樣本。該數據於2020年8月25日公開發佈。

 

「結果。大約7%的人經歷了性傾向轉變（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其中80.8%的人報告其性傾向轉變源自一位宗教領袖。在對人口統計資料和童年受虐經歷進行調整後，經歷過性傾向轉變的性小眾群體與沒有經歷過性傾向轉變的性小眾群體相比，在其一生中有近兩倍的自殺念頭的可能性，計畫實施自殺的可能性增加了75%，有輕微傷害的自殺企圖的可能性增加了88%。

結論。在一生中，經歷過性傾向轉變的性小眾群體比沒有經歷過性傾向轉變的性小眾群體報告了更高的自殺意念和自殺企圖的發生率。

公共衛生的影響。證據支持盡量減少性小眾群體經歷性傾向轉變，並對經歷性傾向轉變的性小眾群體提供確定的護理。（《美國公共衛生雜誌》（Am J Public Health），2020；110：1024-1030。數位物件識別碼：10.2105/AJPH.2020.305637）。」

 

布洛斯尼克（Blosnich）只是對童年受虐經歷進行了額外的測量，但我們知道，性小眾群體更容易遭受一系列較嚴重的童年受虐經歷，比如性虐待。我最初認為在控制了遭受童年受虐經歷的內容後，大部分自殺傾向的差異會消失。在此基礎上，我與羅西克（Rosik）博士一起寫了一封社論信件呼籲進一步的研究。

 

在檢查了這些資料之後，我發現整個研究都是一個精心編造的謊言。它的結論不僅不真實，而且這些結論明顯地與事實相反。

 

參與性傾向轉變的受訪者被問到，「你曾經接受過試圖改變你性傾向的人的治療嗎？」

 

針對終身自殺行為的四個問題：

1.「你這輩子是否有過自殺的念頭？」

2.「你有沒有想過如何自殺（如吃藥、開槍等），或者制定一個如何自殺的計畫？」

3.「你曾經有過意圖想要實施希望自己死去或試圖自殺的想法嗎？」

4.「你有過自殺的企圖嗎（也就是說，至少懷有想要死去的念頭故意傷害你自己）？」

 

每個問題的回答選項分別是「否」、「是，一次」和「是，不止一次」。

 

後兩個回答的後續問題是詢問受訪者當他們採取行動或者經歷性傾向轉變時是多少歲。對調查方法和問卷的完整描述已經發表（克魯格（Krueger）等人2020）。

 

布洛斯尼克等人沒有報告自殺行為相對於性傾向轉變什麼時候會發生。這是一個重大的遺漏，因為大多數自殺行為發生在接受性傾向轉變治療之前，因此不可能是性傾向轉變引起的。

在考慮了經歷性傾向轉變時已有的自殺傾向後，布洛斯尼克等人報導的性傾向轉變和自殺傾向之間的所有關聯消失了。四分之三的風險估計小於1，這意味著沒有性傾向轉變的人比有性傾向轉變的人有更高的自殺風險。

 

但這還不是全部…

對於所有形式的自殺行為，那些有改變性傾向努力的人重複自殺行為的百分比低於那些未經歷改變性傾向努力的人的自殺率。 對於自殺計劃和自殺企圖，該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

 

但這還不是全部…

自殺行為最嚴重的形式是自殺企圖。許多自殺干預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殺的想法或計畫引向實施自殺的企圖。對於所有形式的自殺行為，選擇性傾向轉變後試圖自殺的人的比例比不選擇性傾向轉變的人要低。除了之前有過自殺經歷外，這些差異在統計學上都是顯著的。

 

但這還不是全部…

性傾向轉變對自殺傾向的影響在經歷性傾向轉變的年齡上有顯著差異。

 

對於那些未成年的性傾向轉變者，所有的風險估計都在1以上，盡管只有意圖顯著。對於那些成年後參與改變性傾向努力的人，所有的風險估計都小於1，盡管只有自殺企圖是顯著的。

 

對於正在經歷改變性傾向努力的成年人，自殺企圖的風險降低了79%。

最主要的事情

 

從這次演講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你們這些為那些掙扎於性吸引的人提供治療的人，不對任何特定形式的變化有偏見，你們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拯救生命的服務。那些想阻止你們這樣做的人（希望是無意的）把性小眾的人置於更大的自殺風險中。

 

布洛斯尼克等人分析中的錯誤—僅僅利用關聯性來暗示其中的因果關係，而沒有注意到其他解釋—這與我們所看到的的情況一致，這些是小眾壓力文獻的普遍存在的問題。關聯性被簡單地假定為顯示因果關係，人們對這個理論有如此強烈的支持。這並不奇怪，因為世代資料的主要設計者，也是布洛斯尼克等人文章的合著者，就是伊蘭•邁耶（Ilan Meyer），小眾壓力理論的作者。

 

對於如何進一步進行分析，更好地理解性傾向轉變，並以一種最有益的方式傳播這些結果，如果有任何回饋或建議，我將非常感激。

 

…

 

這項研究得到了露絲研究所的慷慨資助。有關他們工作的更多資訊，請訪問網頁www.ruthinstitute.org。

 

資源和基礎設施承蒙美國天主教大學慷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