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ashingtonstand.com/news/gender-reassignment-is-no-cure-for-mental-health-issues-study

性別重置（變性）不能治癒心理健康問題：研究

Gender Reassignment Is No Cure for Mental Health Issues: Study

約書亞·阿諾德（Joshua Arnold）（https://washingtonstand.com/writers/joshua-arnold）

2023年12月5日

上個月發表在《歐洲精神病學》（European Psychiatry）雜誌上的一項芬蘭大型研究（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european-psychiatry/article/have-the-psychiatric-needs-of-people-seeking-gender-reassignment-changed-as-their-numbers-increase-a-register-study-in-finland/D09F9414F798E0462AF911152E7BF576）顯示，性別焦慮症患者不能指望通過性別重置（變性）干預來解決其他心理健康問題。該研究報告稱，與普通人相比，性別焦慮症患者「有許多更常見的精神需求」，「即使進行了GR（gender reassignment，性別重置，變性）醫療干預。」根據研究結果，作者建議「謹慎評估醫療GR的及時性以及其他可能更迫切的治療需求。」

這項基於登記冊的研究審查了「1996-2019年期間與芬蘭全國集中的性別認同服務機構（gender identity services, GIS）取得聯繫」的3665人的記錄。其中，38.4%的人接受過跨性別激素或變性手術，或兩者兼有。研究將這一人群中的每個人與8個性別、年齡和出生地相同的人進行了配對，得出了一個由29,292人組成的對照組。作者比較了兩組人在性別認同障礙者與該國兩家提供性別認同服務的醫院中任何一家醫院的診斷小組進行首次預約之前和之後的情況，這被稱為「指標日期」。

在調查收集過程中，1,000個隨機樣本被認為足以滿足大多數統計目的，但芬蘭的社會化醫療系統使本研究的作者能夠在兩年時間內對整個人口進行調查。(作者承認的一個弱點是，在芬蘭可以合法地改變性別，而政府記錄中只列出了合法性別，而不是出生性別）。

作者指出，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相比，性別焦慮症患者需要接受「專家級精神病治療」（最常見的是情緒障礙和焦慮症）的風險要高得多，而且他們在進入治療系統後會接受更多的治療。在指標日期之前，性別焦慮症患者接觸專科精神科醫生的可能性是對照組的2.4倍（33.0%對13.7%）。在指標日期之後，性別焦慮症患者接觸專科精神科醫生的可能性是對照組的4.2倍（60.6%對14.5%）。性別焦慮症患者在指標日期前接受住院精神病治療的可能性是指標日期後的3.2倍（11.7%對3.6%），是指標日期後的4.0倍（10.7%對2.7%）。

作者還記錄了關於性別焦慮症患者需要專科精神病治療的其他值得注意的現象。

• 如果性別認同服務機構在首次約見性別認同患者之前已經對其進行了嚴肅的精神治療，那麼沒有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認同患者的比例將近三倍。
• 在接受了異性荷爾蒙或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慮症患者中，需要接受嚴重精神治療的比例（從15.3%增加到52.9%）比沒有接受治療的患者（從47.0%增加到66.7%）增加得多（從15.3%增加到52.9%）。
• 在性別焦慮症患者中，接受過性別重置干預的人中有一半後來接受了嚴重的精神治療，不過他們接受嚴重精神治療的幾率略低於沒有接受性別重置干預的人。
• 在接受性別認同服務前接受過嚴重精神治療的人中，有70%到80%的人在接受治療後仍然需要接受精神治療，無論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異性荷爾蒙或性別重置手術。

作者總結說：「為了進行更廣泛的比較，那些已經進行了GR[gender reassignment，性別重置，變性]醫療的GD[gender dysphoria，性別焦慮症]患者和那些沒有進行GR醫療的患者在指標日期之後需要接受精神治療的可能性都比對照組大。」

有多大可能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模型中包含的其他變數。在最複雜的模型中，作者控制了出生年份、法定性別、患者首次尋求性別焦慮症治療的時間，以及他們之前是否接受過嚴重的精神病治療。根據這一模型，性別焦慮症患者需要接受嚴重精神治療的可能性是對照組的3.8或3.9倍。此外，無論他們是否接受過性別重置手術，他們「以後接受精神病治療的風險相同」。然而，那些在指標日期前接受過嚴重精神治療的人，在指標日期後需要接受治療的幾率仍然是對照組的3.1倍。

作者認識到，精神病問題在普通人群中呈上升趨勢，這一點在資料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某一年出生的人需要接受嚴重精神病治療的可能性比前一年出生的人高出3%，即1.03倍）。他們指出，「在整個西方世界，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危機得到了廣泛認可，而這一危機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與社交媒體的使用日益增多有關」。他們指出：「社交媒體的影響還可能導致青少年和新成年女性-尤其是經常出現身份認同混淆的女性-尋求通過GR（gender reassignment，性別重置，變性）來解決她們的困擾。」

作者認為，他們的研究的獨特貢獻在於發現了心理健康問題與性別焦慮症之間的聯繫。他們寫道：「據我們所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尋求GR（gender reassignment，性別重置，變性）者的精神疾病（併發症）發病率增加的情況以前從未出現過。」

該報告的結論還破壞了美國關於未成年人性別轉換手術的辯論中的一種普遍說法，因為在許多其他環境下，未成年人無權做出永久性的、改變生命的醫療決定。

今年，密蘇里州一家跨性別中心的舉報人稱，該中心的工作人員向家長提出性別轉換與自殺之間的錯誤選擇，從而操縱家長同意接受性別轉換治療。她說（https://washingtonstand.com/news/whistleblower-explains-how-the-transgender-industry-convinces-parents-to-castrate-their-kids）：「一種常見的手段是，醫生對（女孩）的父母說，『你要麼有個活兒子，要麼有個死女兒。』」

這種自殺論調甚至出現在立法辯論中，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邁克爾拉·卡瓦諾（Michaela Cavanaugh，民主黨）將一項保護未成年人免於性別轉換手術的法案稱（https://washingtonstand.com/news/nebraska-regs-require-7day-waiting-period-40-neutral-therapy-hours-for-minor-gender-transition-drugs）為「種族滅絕的墊腳石」。

然而，這項大型芬蘭研究的作者得出的結果是：「並不表明醫療 GR [gender reassignment，性別重置，變性] 干預可以解決性別困擾者的精神疾病 [併發症]」。用淺顯易懂的話語來說，這意味著變性手術雖然具有創傷性和戲劇性，但很可能無法解決一個人的其他心理健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