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傾向
即如「性慾」這概念之複雜與難定義，目前對「性傾向」、「同性戀」及「異性戀」也未有實證研究上的統一定義。舉例，界定同性戀，應訴諸以下哪一端？看某人是否渴望和同性有性行為；看他平生有過這種行為的經歷；他私下願望或幻想此事；或是常有衝動，想和同性發展親密關係；是他向外界宣認的身份，又或是其他特徵？
早於1896年，法國思想家MarcAndre Raffalovich在一本論同性戀的書裡已說，十幾種情感趨向或行為可歸入「同性戀」名下（或當時他說的「一性戀」［unisexuality］）。[19] Raffalovich對此課題有親身體會：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因與其他男子「行為猥褻」被告上法庭，整個審訊、乃至於後來被囚過程都由Raffalovich記錄。Raffalovich本身長期與男子John Gray維持親密關係，John Gray是個讀書人，他寫的信據說啟發王爾德寫下經典小說《杜里安．格雷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20]談到性慾，也可以參考20世紀初諸多精神分析文獻，不少人記下臨床個案，仔細分類；今日研究員探究與性慾相關之情感及行為現象，有感情況複雜，難以清晰界分，參考當時文獻會很有用，無論是同性或異性戀課題，都有幫助。
我們可以將這種複雜現象，與另一毫不含糊、可清晰定義之現象作比較，諸如懷孕。除少數特殊情況，女人是否懷孕，若為研究之故作分類，是相對容易：只須將懷孕婦女與非懷孕婦女作比較即可。但研究員若不曾為「同性戀」及「異性戀」下非此即彼之定義，試問如何比較兩者？舉行說，該如何在單一研究裡比較同性戀與異性戀男子，或綜合多項研究比較？
為精確之故，有研究員按普遍性、顯著性或強烈程度，將人類性愛分為幾種級數。有些量表集中看性慾之強烈程度及其對象，其中最為人熟悉、最常用的，是金賽量表（Kinsey scale），設計於1940年代，按據稱可量度條件界分性慾與性傾向。這表令受訪者在下列選項擇其一：
0：完全異性戀
1：主要是異性戀，只偶然同性戀
2：主要是異性戀，有時同性戀
3：異性戀與同性戀程度相等
4：主要是同性戀，有時異性戀
5：主要是同性戀，只偶然異性戀
6：完全同性戀[21]
但這方法有其限制。原則上，類似的評量方法對社會科學研究很有用，舉例說，可用作經驗測試，有如經典的T測試（T-test），有助研究員衡量不同類別數據之間的統計學含義。但社會科學範疇量表是順序性的（ordinal），即是說，按單一光譜將多項變數編成不同級別，除此以外，變數本身不具明顯含義。而金賽量表情況更糟，因為所衡量的，是受訪者自認為之情況，但他們所選擇數值，在當事人心目中含義未必一致；不同人對「異性戀」和「同性戀」理解並不一樣，究竟這是指戀慕之心、性興奮反應、性幻想、性行為，或是兼而有之？定義含糊，令金賽的順序性量表大打折扣；變數沿單一光譜排列成等級，卻無助研究員按量化條件界分各組別，更遑論界分量表上各變數，或做控制組實驗了。
這課題本身極其複雜，若說要設計「客觀」的量表，其實是走錯方向。哲學家及精神心理學家Daniel N. Robinson曾批評社會科學範疇之類似進路說，「可能有多種詮釋的陳述句，不會因為你在開頭給他加個數字，而變得『客觀』的」。[22]由受訪者自行申述，且相關標籤含義複雜、文化上具爭議性－試問這種量表如何能提供基礎，作跨組別量化衡量指標？
此範疇研究另一障礙，是某種流行但無根據的信念－以為浪漫的渴望是性慾之昇華。這想法可追溯至佛洛伊德所提的潛意識驅動理論（unconscious drives），卻於1950年代，由John Bowlby的「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研究所挑戰。[23]簡言之，依戀理論認為，一般歸類為「浪漫」的較後期情感經驗，部份受童年依戀行為驅使（與母親角色或褓母有關），而非受潛意識的性愛影響；因此，渴望浪漫未必如一般所想，與性慾有很強烈關係。總言之，關乎人類性愛的許多「簡明」概念，未必如表面所見般一目了然，隨著種種實驗研究推陳出新，有時會改變其中含義，或令意思更複雜。
看近年研究，可見科學家嘗試將人定義為「同性戀」或「異性戀」，起碼關涉以下三種範疇之一：性行為；性幻想（或相關的情緒、情感經驗）；自我身份認同（自認是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或無性別人士等等）。[24]也有加上第四種範疇－是否歸屬某個由性傾向定義的社群。舉例，美國心理學聯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8年一份旨在教育公眾的文件就如此定義性傾向：
性傾向指人對男人、女人或雙性別生發之情感、（浪漫）情愛，或戀慕之情，是持久的情感模式。亦指人基於那些戀慕傾向、相關行為，或因歸屬有同類傾向人士群體，自覺而有的身份。過去數十年之研究顯明，性傾向在光譜上現不同程度，從只戀慕異性到只戀慕同性。[25]
將這些類別都歸入「性傾向」名下，其問題在於，研究顯示這種做法往往與實際生活不符。社會學家Edward O. Laumann和同事於1994年發表著作即談到這點：
雖然本調查有核心組別（佔男性2.4%，女性1.3%）定義自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有同性伴侶，生發同性戀慾望，但也有幾個組別雖然在成年後有過同性戀經驗，或生發一定程度的同性戀慾望，卻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者…從這個初步分析清楚可見，我們無法以數字準確形容一般人口經驗同性戀之頻率、或普遍程度。總言之，同性戀基本上是紛陳現象，有多重含義及詮釋，視乎背景與目的而定。[26]
較近期的，2002年心理學家Lisa M. Diamond與Ritch C. Savin-Williams所作研究有類似觀點：
研究員愈小心繪製圖譜，比如說，嘗試仔細界分性別認同與性認同，慾望與行為，性愛與戀慕的感覺，早發與晚發的戀慕情及幻想，或是社會身份認同與性愛立場等－愈界分就愈複雜，因為少有人在以上種種範疇之間關係時有一致說法。
部份研究員深知道，難將種種元素歸入同一名下。舉例，John C. Gonsiorek與James D. Weinrich在1991年的著作裡寫道：「除非可以分別評估人的性行為、與自我認同，否則應該假設兩者不一定相關，這樣說比較保險。」[28]同樣地，社會心理學家Letitia Anne Peplau在1999年一份論女人性傾向發展的研究評論裡說：「有充份記述顯明，同性吸引及行為不一定關乎人的身份認同。」[29]
總之，「性傾向」及週邊概念之複雜，令實驗研究更營困難。雖然大眾有個印象，以為「性傾向」等詞已有廣為接納、又符合科學之定義，其實不然。Diamond在2003年曾評估此情況，說法至今適用：「對於人要有哪些經驗才算『合資格』，確稱得上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目前並未有科學上、甚或普遍意義上之共識。」[30]
因為問題複雜，所以有研究員嘗試定義性傾向為「紛陳現象」，Laumann即是一例。但這種做法亦有類似問題－將「紛陳現象」勉強歸為同一類別，其內容會否太有彈性或太瑣碎，以至失卻科學研究價值？雖然論者常以「異性戀」或「同性戀」指穩定的心理、甚至生理特徵，其實根本可能沒有穩定的心理或生理特徵；或者人的情感、性愛及行為經驗根本不切合那些類別標籤，因為相關詞彙根本並非指向自然（心理或心理）類別。最少我們應該承認，目前還沒有清晰、完整框架，以研究這些題目。因此，最好暫時不要在「性傾向」這個大題目下研究性慾、戀慕、性愛身份與行為等問題，應該逐個範疇分開實驗評估。
因此，以下部份將探討從實驗結果追溯性慾與戀慕傾向成因與發展之研究，指出這個課題之複雜性。雖然「性傾向」一詞意思含糊，我們將隨從作者繼續使用，但會注意用字的處境，並含糊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