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ygenes.co.nz/Bell_WeinbergJHS.pdf
社会研究显示成年人同性吸引取向源于社会因素
《人类性爱期刊》（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2011年3期
Neil E. Whitehead*
常有文章指同性吸引取向与社会影响无关，但论者所引述的权威，通常只得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于1981年的著作，此后似乎并无相关跟进与统计评估。本文试从有关范畴数据证明，同性恋与社会因素有实质关系。
引言－同性吸引取向之社会影响明显缺乏相关研究
Cheryl Weill（Weill，2009）在其论同性吸引取向之生理影响的著作里，曾持平地说，本希望能包括论社会影响的论文在内，却找不着可靠资料，于是只能下结论－「没有相关数据」。似乎她主要是指社会学研究数据言，因为相关的心理学临床数据已存在数十年。
同样地，Savic等（Savic, Garcia-Falgueras, & Swaab，2010）也说，完全没证据显示人出生后有任何因素影响性取向。其实相关社会学数据的确见于不同论文，尤其数十年前一项常被误读的重要研究；那也是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1981b）的研究基础。其他重要证据见于Van Wyk与Geist （1984）的跟进研究。
路径分析研究1981
在历时十多年的路径分析研究1981后，Bell、Weinberg及Hammersmith出版两册著作，首册（Bell, Weinberg, & Hammersmith，1981a）共二百四十二页，综合分析他们收集得来的庞大数据；相关统计与路径图表则载于另册（Bell, Weinberg, & Hammersmith，1981b），共三百二十二页。
研究探讨成年人同性恋之因，数据收集自1970年代起的访问，时为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前数年。其中白人样本来自575名男同性恋者、284名男异性恋者、229名女同性恋者、101名女异性恋者。研究采取区块样本法（Block sampling），故样本应有一定代表性，且区块较大。一个足够数量的黑人样本也接受了采访。然而用今天的术语说，因取样时随机性不够，其结果究竟是否适宜于推断所有同性恋者、尤其并非居于城巿的人士，乃成疑问。受访者须完成一份一百七十五页长的问卷，得花三至五个小时完成；相关提问涵概当时临床医生、精神健康医生，并理论家所提几乎所有关于同性吸引取向之可能因素；问卷设计为直接检视相关理论是否成立。
受访者响应按其相似性分为各范畴，并以恒定测试确保各范畴存在可量度的统计差别。其中许多因素似乎并未明显导致成年同性恋，即被排除。在当时而言，此研究过程可理解，但可能有误，因为这假设同性吸引取向会有显著的单一项成因，研究亦以此为重点。
在排除其他因素后，只余下十五项因素，或变量，诸如「母亲满怀敌意」、「童年时曾试过同性恋式的生殖器接触」、「因自身性别感到与别人格格不入」等；研究以路径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从统计学上检视各项因素彼此间、及与终点－成年同性恋－之关联。所得结果于1981年出版，距离初取样时已十年，可见过程并不马虎。
路径分析试图找出引向某情况最常见的一条、或多条路径，本研究即以同性恋为目标状况。路径分析可绘成图表（参图一、二，按1981研究重绘修订），显示各项因素之网络关系，并厘定各因素彼此间的重要性。若因素少的话，此方法则较适用，因此，这似乎并非研究同性恋的好方法，因从图表可见，相关因素与路径众多，其中不少为社会／家庭因素。此外，取样范围是否够大，以建立所显示之众多路径，亦成疑问。无论如何，该书作者认为结果显示社会因素只是表面情况，他们宁取生理学解释。
Van Wyk与Geist于1984年进行类似研究，利用金赛（Kinsey）等于1940年代访问男女所集得数据作分析，但修正了其中取样偏颇的问题。前述研究里，Bell等认为过去出现的性感觉，是同性恋主要成因；Van Wyk与Geist则认为是性经验（社会因素）。
图一：成年男同性恋者路径图表。箭嘴粗幼度代表关联之强弱，箭嘴旁数字显示影响强度；方块旁数字显示受随机影响之可能程度。
图二：成年女同性恋者路径图表。箭嘴粗幼度代表关联之强弱。
按图一及二，有的路径特别的强，但作者描述连最强的因素也只属中度，而非直接、可预料因素。对男士而言，「童年时性别角色不适应（娘娘腔）」是最强的单一变数，但按0至100的度量，其作为直接导因之强度仅12%；也就是说，只有很少男孩之所以变成同性恋，完全因为小时候娘娘腔的缘故。然而，若考虑间接路径（如挑起性欲），其影响度高得多（61%），这显示大部分路径（约80%）都是间接的，且亦视乎其他因素影响。这是社会学研究上一项重要、且典型模式（Rutter，2006），即大部分因子彼此影响。然而，1980年代研究员只想找出同性吸引取向之单一导因，并未考虑到当中可能涉及多种因素。
该研究显示，1981年时流行的个别精神病／心理学因素，对成年同性恋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强度几乎零，这在当时实在令人惊讶，亦令学界从此不再考虑相关理论；这些学者认为临床心理学家从真实个案归纳出来的心理因素就是错的，而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因无法否定真实的临床经验，遂对相关统计发现不予理会。
是项研究对后世想法带来重大影响。2010年，谷歌学术搜寻显示此项研究曾让其他学术研究引述六百八十次，从定义上来说这已成经典文献。大部分论者对大部分范畴里大部分论文都不屑一顾，甚至连那些论文作者自己也不再提起。
由于各项研究显示，并没有个别社会因素明显导致同性吸引取向，心理学理论批评者因此着重研究生理因素。然而在继后三十年，亦未找到单一生理因素导致同性吸引取向。其实这个「先天或后天」问题早在同性吸引以外的其他范畴出现过，过去数十年学界一般认为两者皆有影响，而且涉及因素众多。Whitehead（2011）曾提出机率也是重要因素，是前人所忽略了的。
1981此路径分析研究特别重要，因自从出版后即常被误读，大概因为一般读者、甚至是心理治疗师群体都不太认识专门的统计方法，自认不够资格质疑（专业统计学界对此研究似无相关评论）。论者一般据此指，研究已证实并没任何社会因素导致同性恋（APA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2009），尽管 Bell、Weinberg与 Hammersmith的研究有较细致的进路。
否定社会因素之重要性
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最初发现成人同性吸引取向与社会因素关联性颇强，无论男女，社会／成长环境因素几乎能解释达76%之因素（变量），但研究员其后否认此等社会因素具重要性－这可是不寻常的举动，因此我们必须翻查著作相关页数所提理据：
我们以路径模式描述性倾向发展，成功解释导致成年男女性倾向的变量达76%…如前所述，此数值是相当高的，高到一个地步，令我们必须再考虑，同性恋是否仅为早年出现同性恋感觉或行为之延续，能如此确切预料…必须谨记，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时间度量同一现象。
因此，我们的研究显示，人在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性感觉（及较少部分人经历的性行为）与其成年后之性倾向有很强的联系…未成年期出现的同性恋模式，与成年期的同性恋取向，彼此间之强烈关联，可理解为，当中必有异常强烈的条件因素，将人「留在」同性恋。（页186－187）
当男孩和女孩进入青春期，其性取向很可能已经定型了，尽管当事人未必活跃参与性活动。（页186）
因此我们总结，从统计学上言，我们的模型中所出现[青少年期的]同性恋感觉与活动，都是统计假象，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并非独立于成年同性恋而存在，而是这早在成年期以前已发生了。简言之，相关模型显示，性取向似乎在早年已形成，成年同性恋不过是成形最后阶段，是对潜藏的同性恋模式冒起之一种反应。（页103－104）
社会因素能充分解释同性恋，而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对此解释不表乐观，其情可谅，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上，鲜有导因程度如此高的变量，故迫使他们找寻其他解释。而他们马上想到的，是「故态」（tracking）－当事人有某种强烈的同性恋响应模式，并不会随年纪改变，导致表面上的社会因素（虽然，若此说属实的话，他们的路径绘图就全无意义了）。
可以说，一个性活跃的青少年会将习惯延续至成年－即所谓「故态复萌」，或者实在点说，这是重复的行为。这模式影响之深，能主导达76%变量。
但如此一来，他们的研究设计反令人困惑了。如果路径图表显示青少年同性恋与成年同性恋有很强联系，而这关连强到一个程度，模糊了其他社会因素，那么就应该为社会因素另绘一图，排除了青少年人因素，再比对两者。
但上述引文显示，研究将其「青少年理论」推想延伸至童年，并总结说，基本上早在童年时代同性恋模式已奠定，无法改变；然而作者并未真的量算此说的可靠度，尽管他们可以这样做。这种缺失，说得好听，是诠释粗疏。本文尔后将论证，青少年同性吸引取向并非从童年就定型，而是在整个青少年期均可改变的。
生理原因？
作者亦总结：「似乎我们辨认出…孩童心中某种感觉与反应模式，这并不能追溯至单一社会或心理根源；事实上，同性恋很可能源自生理因素。」（页191－192）
得留意，作者为其研究结果提出两种解释。第一为「故态」（设计研究所产生假象），即以「故态复萌」的理由完全将路径图表解释掉。第二，认为生理／基因元素可完全解释路径图表，尽管这么重要的因素从没有明显提出来，他们大概会说两种解释乃是唇齿相依的吧。换言之，故态源自怀胎时的生理印记。
当作者面对Tripp（1982）所撰书评质询，指他们其实拥护生理解释时，他们藉辞否认，并坚持从没说过生理结构是可能成因（Hammersmith, Bell, & Weinberg, 1982）。但他们似乎实在提出了生理因素解释，这也是后世读者所诠释。Hammersmith（1987）后来一次给医师提建议时更坚定（或可能想厘清）其立场：
同性恋并非因社会学习或性情景而形成，所谓性情景，包括早年与同性相处的愉快感受、与异性相处、或在同性环境中所受创伤等…同性恋似乎是独立形成的，不存在精神、心理与社会因素。虽然本研究发现同性恋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确有关联，但继后的路径分析显示，这大都反映自某种本已存在的别异，甚至好些因素根本没对性取向构成独立影响。（页183）
我认为，无论同性恋或异性恋，大多数人的性取向都来自生理根源。（页184）
本研究对于心理治疗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性取向似乎是天生的。这不在乎选择，不应该「怪责」谁…除此以外，我认为从治疗角度考究人为何变成同性恋，这纯属形而学上之问，是浪费时间。(页185)
上述引文显示Hammersmith（也许包括其他合著作者）宁取生理因素解释－或他们根本不接受任何解释。此举令人叹为观止，却是不合理地混淆了心理学与社会学。她认为不应考究个案，只要靠社会学分析。一位社会学家竟说个别心理学评估是错的，不应用这种方法，这是何等不合理。其实，若能深入认识个体－可透过广泛研究访问－即能更了解其普遍因素；绝不能、也不应让所谓的整体社会常例凌驾其上（Whitehead，1996）。
上述引Hammersmith言论显示，她在毫无理据的情况下，将「我们找不着社会因素」说成「根本没所谓的社会因素，相关因素几乎都属生理范畴」。而论者所提证据包括若干研究，所得结论已为今日学界否定（如认为雌激素反应导致男同性吸引取向等）。
事实上，要证明同性恋完全非关乎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将来亦总有社会因素存在；这是哲学上的不可能。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某事之可能，尤其不应以此前设为公共政策基础。
文献显示故态并非主因
虽然，的确有高达76%成因源于青少年期就出现的同性吸引取向（换言之，这显示研究的结构本身涵概青少年期），却不能就此认为从青少年到成年间普遍存在故态。仔细看我们会发现，研究报告里好些数据正有违此说，并有其他研究结果印证。研究曾几次比较成年前（包括童年）的同性恋感觉或行为，并成年后数据，看前期的感觉是否持续到以后。结果显示，在成年男同性恋者里，曾于成年前经验同性恋行为者有56%（页100）；曾经验同性恋感觉者为59%（页99）。女同性恋者在成年前曾有同性恋行为者为22%（页168）；曾经验同性恋感觉者为44%（页167）。换言之，仅约一半男同性恋者、并少部分女同性恋者显示「故态」，可见此因素非如作者所说「异常强烈」，极其量只能说是中等强度。由此可见，在青少年期具男同性恋吸引取向者，其中一半于成年后非同性恋，也没有这种感觉。这种转变今天已是常识，不少文献皆有提及（Sandfort, 1997; Whitehead & Whitehead, 1999）；既然转变那么大，可见故态并非主要成因。
Savin-Williams与Ream（2007）曾仔细研究青少年性取向的稳定性此大题目，他们同样认为，青少年期的同性吸引取向会随时日而变，因此质疑性取向概念在此时期究竟有何意义。Whitehead and Whitehead（2010）从相关数据推算，在十来岁的青少年之间，同性恋者之不稳定性比异性恋者高二十五倍。举例说，一名十六岁的同性恋者（包括亦同时受异性吸引的个案）极大可能在翌年就转为完全异性恋者。
可见所谓稳定性、或故态之说，仅适用于部分同性吸引取向人士。1981年时有这种说法吗？有，就是在当时，业界一般认为青少年的同性吸引取向是极其不稳定的，Kinsey、Pomeroy与Martin（1948）所提相关数据已广为人知；另心理学界亦有相同看法，见于Barnhouse（1977）综论：
容我严正声明，将这模式套用在青少年身上，或正如目前开放讨论气氛下常有的做法－错指青少年易变的情感体验为稳定的同性恋特质，这不仅显示论者对精神医学一窍不通，而是故意为之恶（页153－154）。
这是当今人所共知的心理学事实（青少年无所谓故态），且源于上述研究本身之数据；为何作者仍坚称故态与成年同性恋之关连「异常强烈」，实在匪夷所思。此结论，一言以蔽之，是错的。
Van Wyk与Geist（1984）的分析清楚显示，从青少年至成年期间，人参与同性恋活动之可能性会随年龄递增，然而原因为何？是既定的生理倾向无可避免地逐渐显露呢，或是学来的社会行为愈发根深蒂固？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指两种可能皆有，但却极力推崇前者，并指其样本显示，感觉往往先于行为（页188）。这引申一个重要问题：青少年期前的同性吸引取向，有可能受社会因素影响吗？
社会因素之直接证据
我们可以按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b）的数据验证上述问题。数据显示，成年后完全属同性吸引取向者－即最清晰的情况（Bell, Weinbergs, & Hammersmith, 1981b, 250页）里，他们在童年时期经历的同性恋感觉，有28%可由社会因素解释，尤其「童年期性别不适应」及「母亲强势」。同样地，青少年期有同性恋感觉的人当中，有24%可由「青少年期自觉与同性格格不入」解释，此外亦源于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页250），相关联系由弱至中等不一，却总不会是0。本文篇幅所限，不能逐项详细计算，但从此已可见，社会因素之相关度应在24%与76%之间，而作者将76%的数据归因于故态。因此，就算同性恋感觉始于童年，这也有社会因素的相关证据，否定了「绝不可能有所谓社会因素」的说法。
作者于1981年的研究里找不着单一的社会成因，顿感失望，于是设法另寻单一主要因素，这是可理解的。然而，我们必须问，或者这也像其他心理状况一样有多项成因呢，这有何不可？只因为作者希望寻找统揽一切的主因却找不着，就转向单一的生理成因，认为这样更合理。然而，基因影响，就以精神分裂的基因影响为例，现在已知是多种成因的（Nieratschker, Nothen, & Rietschel, 2010），都牵涉多组基因。再者，今天已普遍认为，多项成因的假设更有可能。举例说，有指「许多心理特征与精神失常皆源于多项因素」（Rutter, 2006, 221页）。
社会因素从整体看，是重要的，但单独看来，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意味着：(a)，问卷所拟问题不对，但这可能性很低；(b)，个中互动较模型所提的更复杂，社会因素给遗漏了；或(c)，可能更取决于个别情况（或然反应），虽然从整体看，每种因素都只占成因的一小部分，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关键。
复合互动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是个别人士之奇特反应使然，这假设更简单，已是众所周知。早年性虐即为一例，其中大多数人会反击、长远而言受影响不算太大，但对少数人而言，这却带来灾难性影响，一生不能摆脱此阴影（Rubino, Nanni, Pozzi, & Siracusano, 2009）。
路程图表中方块里的数字显示研究里未有因素解释的某种特质其变异量残差（Fraction of the variance unexplained），并将之拨归或然性；数字可以颇大，可见或然率乃另一重要因素。因此，上述第三种情况(c)最有可能。
Otis与Skinner（2004）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同性恋者都能讲出导致其性取向的几个因素；研究亦显示，所列举因素种类很多；换言之，或然性与个别情况都相当重要。
假如同性吸引取向真的是对若干社会因素的特殊反应，而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按路径分析的正常做法，就减除似乎不重要的路径并不是适用之模式；需要另一分析架构－有助寻出最常经之路、或识别对那些个人最主要导因的某种结果分析。目前正有人着手研究相关方法，采取近似Otis与Skinner（2004）的进路。
Van Wyk与Geist的发现，部分与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相矛盾
Van Wyk与Geist并不认同性感觉为更基本原因之说。他们重新计量金赛数据，发现性经验的因素更加重要；两个研究结果相冲突。Van Wyk与Geist因此认为，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所得结果－即性感觉为主因之说仅为表象，因为感觉可能源于像自渎等性经验。他们更指出，对有别于性别定型的玩意感兴趣、被同性朋辈排斥、并特殊性经验等，很容易让大脑综合成某种感觉；换言之，令人「感到性别身分殊异」－感觉不过社会因素的幌子。Van Wyk与Geist又认为，上述研究并未考虑异质感受与特殊经历，但这明显对性取向有莫大影响。以上驳论都非常合理，总意是，各种社会因素均有可能导致此结果。
两项研究的冲突该如何疏解？性感觉与性经验，哪个更重要？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指不知名（但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因素为感觉源头；而Van Wyk与Geist则指，是性经验的欢愉，不断延续、并强化性感觉。但这些感觉从何而来？是生理因素使然吗？
所谓「故态」（tracking）的解释，实从Phoenix、Goy、Gerall及Young（1959）的组织性／引发性假设（organizational/activational hypothesis）发展而来。他们认为性取向早在怀胎阶段已在大脑里定型，在青春期前一直隐伏，一旦引发，就必表现出来，社会因素之影响并不会太大。然而Van Wyk与Geist质疑此假设，并提证据论证性经验方为主因。
两项研究其相冲突之结果，出人意外地，与各自的历史背景相悖。Van Wyk与Geist所用的金赛样本属1940年代，而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取样则在1960年代性革命以后，在取样历史上本应包含更多性经验；反观金赛数据应显示感觉为主因，因当时代人的表达应该不会太「开放」。然而Van Wyk与Geist的著作指，按金赛样本，性经验方为主因；如此冲突，有待后续研究疏解。其中一个可能是，金赛的访问方式太过咄咄逼人，以至受访者须斩钉截铁、主动否认自己有某种行为，令所提及的行为种类反应大增。
自1980年代以来，没有另一项堪与上述两项研究相提并论的大型研究，尽管此期间亦不乏大小各类研究，但始终重点不同。然而，有一项很大型、重要的研究，乃探讨怀胎期因素是否导致青少年同性吸引（或感觉）之主因（Bearman & Brueckner, 2002），结果发现，基因影响值为0，而最少有两项社会因素具影响力（异性双生儿互相影响，或受姊姊影响），但最主要影响则为或然性，或称非共享的个别因素，这显示青少年期间发展的同性吸引倾向非因怀胎因素、或蛰伏而忽然启动的生理因素使然，因此我们认为，个别经验才是主因。也就是说，泛泛而论的社会学进路，无助于揭示同性恋的特别因素，因此必须返回个别的、临床个案研究上去。
1981研究所提社会因素
尽管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排除社会因素，却（自相矛盾地）在研究里其他副组别将之列为重要、或重要差异因素。他们在18章花整章篇幅（全书一成）讨论纯同性恋者、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正接受治疗的同性恋者，及黑人同性恋者的路径图表，发现路径都不一样，换言之，不同组别受不同社会因素影响；甚至结论说，对黑人而言，经验比感觉更重要（页197）；这可与「故态为成年同性恋主因」的说法相矛盾。假如故态真有压倒性的重要性，他们根本用不着花那么多的篇幅谈社会因素差异；但若社会因素才是主因，「根本没所谓的社会因素」其定论就不能被接受了：
「本章发现显示，同性恋男女中各群体，其发展模式有别。」（页210）「相对（纯成人同性恋者）而言，双性恋者的同性取向似乎较晚才显露，而且这似关乎学习并社会经验。」（页211）
社会因素确实至关重要。
总结
「没有数据显示社会因素影响性取向」之说，只是迷思。
有论者引1981年一项路径分析，指同性恋非因社会或家庭影响；但此「路径」似乎不大可靠，结论也完全不坚实。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1981b）认为，大多数成年同性恋皆源于怀胎期就形成的故态，此为谬误之说。
本文论证个别经验对性取向发展之重要性，而这是临床心理学家传统所采用的个案进路。社会学研究确认，从整体言，社会因素也很重要，但细节必须以叙述个人经验来填补；因为人面对相同环境可有不同反应，而其反应是或然性的，此因素实较我们想象的更重要。
上述研究宣称证明完全没所谓社会影响因素，但讽刺的是，其整个研究却正显示，社会因素作为整体，乃性取向之关键。Bell、Weinberg与Hammersmith（1981a）指，「我们给治疗师的建议是，纯粹的同性恋倾向是那么根深蒂固，不应尝试或期望改变」（页211）。然而他们所提研究却正显示，治疗改变也是重要的先验因素之一。
参考书目
APA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 (2009).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arnhouse, R. T. (1977). Homosexuality: A symbolic confus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Bearman, P. S., & Brueckner, H. (2002). Opposite-sex twins and adolescent same-sex att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1179–1205.
Bell, A. P., Weinberg, M. S., & Hammersmith, S. K. (1981a).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ell, A. P., Weinberg, M. S., & Hammersmith, S. K. (1981b). Sexual preference. Statistical appendix.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mmersmith, S. K. (1987).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counseling homosexual cl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4(1), 173–190.
Hammersmith, S. K., Bell, A. P., & Weinberg, M. S. (1982). A comment on Tripp’s review.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8(2), 186–189.
Kinsey, A. C., Pomeroy, W. B., & Martin, C. E. (1948).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Nieratschker, V., Nothen, M. M., & Rietschel, M. (2010). New genetic findings in schizophrenia: Is there still room for the dopamine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4, 23–32.
Otis, M. D., & Skinner, W. F. (200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ifferences in views of factors affecting sexual orientation for a sample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Psychological Reports, 94, 1173–1179.
Phoenix, C. H., Goy, R. W., Gerall, A. A., & Young, W. C. (1959). Organizing action of prenatally administered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on the tissues mediating mating behavior in the female guinea pig. Endocrinology, 65, 369–382.
Rubino, I. A., Nanni, R. C., Pozzi, D. M., & Siracusano, A. (2009). Early adverse experiences in schizophrenia and unipolar depressio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orders, 197(1), 65–68.
Rutter, M. (2006). Genes and behavior. Malden, MD: Blackwell. Sandfort, T. G. M. (1997). Sampling male homosexuality. In J. Bancroft (Ed.), Researching sexual behavior: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 261–275).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avic, I., Garcia-Falgueras, A., & Swaab, D. F. (2010). Sexu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in relation to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86, 41–62.
Savin-Williams, R. C., & Ream, G. L. (2007). Prevalence and stability of sexual orientation component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6, 385–394.
Tripp, C. A. (1982).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volume I). Sexual preference: Statistical appendix (volume II).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8(2), 183–186.
Van Wyk, P. H., & Geist, C. S. (1984).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heterosexual, bisexual and homosexual behavior.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3(6), 505–544.
Weill, C. (2009). Nature’s choice. What science reveals about the biological origins of sexual orient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Whitehead, N. E. (1996). What can sociological survey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tion of homosexua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15, 322–335.
Whitehead, N. E., & Whitehead, B. K. (1999). My genes made me do it! Layfayette, LA: Huntington House.
Whitehead, N. E., & Whitehead, B. K. (2010). My genes made me do it! (2nd edition). Lower Hutt, New Zealand: Whitehead Associates. See also www.mygenes.co.nz
Whitehead, N E. (2011). Neither genes nor choice: Same-sex attraction is mostly a unique reaction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3, i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