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9089X12000750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017847
同性双亲育儿研究给我们甚么启示？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系
David J. Eggebeen
今学者一般认为同性双亲育儿无碍，然而Loren Marks及Mark Regnerus两名学者先后发表论文，令人不禁质疑此说。笔者有言在先，这些论文并不印证甚么，然而就以下两点提出理据：一，论者按现有科学数据提议，拟作确凿议论时，必须谨慎；二，基于可能样本归纳之数据，会与从既有调查数据所得结果有别。
同性双亲育儿之议题近来深受关注，令相关研究纷纷出笼。目前我们可说正经历文化与法律之战，各方人士就应否容许同性双亲育儿议论纷纷；有倡导者指同性伴侣适合育儿，并提科学理据支持。Timothy Biblarz与Evren Savci于《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ies）2010年刊撰文，回顾过往十年有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人士家庭之文献，即提及支持此做法之科学理据：
1990年代，全世界没一个国家让同性伴侣合法结婚，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组织家庭一事面对猛烈批评，并不宽容对待。但及后研究数据逐渐显示此实况，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然知悉，但惯让「伪社会科学」轰炸之大众仍不知道的－就是说，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等，无关乎人是否适合担当某种家庭角色，或建立某种关系，包括亲子关系（Biblarz and Savci, 2010, p. 480）。
关乎同性婚姻的文化与法律战虽有急迫性的关注，但此世代孩子正经历大规模家庭生活革命，令社会科学不得不关注同性伴侣育儿的议题。近年家庭处境改变之巨，乃人所共知。1960年，有88%孩子与父母同住，至2011年已降至69%（美国人口调查局，2011a）。今天孩子所处家庭模式，实在极多样化。举例说，近11%孩子与单亲母亲同住，1.7%与单亲父亲同住，3.9%孩子父母未婚同居（美国人口调查局，2011b）；也有孩子在非传统家庭生活，由父或母亲与同性伴侣抚养，而相关数字仍属未知之数，据一般估计，1999年此类家庭孩子人数约在100至900万之间（Stacy and Biblarz, 2001）。
随着家庭行为改变，社会对较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更宽容。五十年前大众一般视这些社会改变为坏新闻，现在则不然。近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一项美国人生活公众意见调查发现，多数美国人认为同居、非婚伴侣育儿，妇女选择不育儿，及最明显的－同性双亲育儿－皆为良好转变，或认为并无不妥；仅单身女性育儿令半数以上成年受访者表关注（Pew Research Center, 2010）。简言之，近年孩童生活环境之急遽转变，并社会对另类家庭日渐宽容，加上在此背景下，有关同性婚姻之讨论愈见增加，皆令学者愈关注同性双亲育儿是否合适的问题。
先看Loren Marks的论文。表面上，此为有关同性双亲与孩童福利文献又一篇评论，但其进路却异于一般评论：
Marks的焦点不在乎相关研究发现，乃在乎研究发现背后之科学方法质素，因美国心理学联会于2005年发表之官方定论，乃基于这多项研究。Marks的论文读来有如法律诉讼文件－精确、细致、行文单调，注脚甚多。结论题旨虽未明言，却仍清晰可知－美国心理学联会报告之结论并不符合科学。
Marks提出七大批评，笔者认为其中三点尤其中的：一，样本范围太小；二，缺乏合适的比较组别；三，未顾及长期结果。相关批评早已耳熟能详，笔者所见大多数相关研究皆有上述一项、甚或多项限制，问题在于如何处应。
某程度上，样本可以作概论，如何概括才是关键。相关研究所采用分组范围不仅较小，而且按Gates（2009）的人口统计学著作，这些群体分散于全美国，生活背景差异也大。近日几个全国性研究取样时尝试解决此问题，却都有限制。Rosenfeld（2010）的论文使用人口调查数据，采取同性伴侣家庭之较大样本，其限制却在于只集中看同性双亲育儿的情况，且用以衡量果效的变量不多。Wainright等（Wainright et al., 2004; Wainright and Patterson, 2006, 2008）的研究则使用全国青少年健康研究的数据采取青少年样本，但只有44名青少年称母亲与同性伴侣结婚，或有如已婚的关系，且与她们同住。
令问题更复杂的是，由于社会对同性恋生活方式之忌讳，令志愿参与研究者主要为曾受高等教育、与同性恋者圈子有联系，表现较「成功」的同性恋父或母。若要解决相关限制，从新数据取样，这肯定得花费资源。引过往情况为鉴，设若：一，问题关乎社会与公共政策；二，学界大致认为目前研究科学成色不足；三，目前研究所得结论不符合科学，则有关方面才会投入资源解决此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只要学界仍然认同「同性恋者育儿无害」说，则各研究基金组织投放资源建立较大、较复杂，也更具代表性数据之机会不大。
Marks的第二点批评，是缺乏足够的比较控制组。这牵涉两个问题：一，同性双亲子女该和谁比较？若与已婚夫妇亲生子女家庭比较仍能得出「两者并无二致」之结果，则理据可说相当充分，因为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虽然在各族群所占比例下降（大学程度或以上者除外），却仍是最普遍的家庭模式。再者，如Marks所言，社会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最有利孩子成长。最后，与已婚夫妇育儿家庭比较，是探讨各种模式－诸如单亲、再婚、同居家庭－是否有利孩子的典型做法。另方面，大多数同性恋者子女所经历家庭转变，与父母离异或再婚家庭子女也很相似（女同性恋伴侣藉捐精得子，或从初生起即开始领养小孩者除外）。因此，相关研究应尽可能作多种家庭模式比较。
比较研究牵涉第二个问题，在乎非传统家庭的复杂性。今日研究员都知道，家庭如何得子（如接受捐精生子，其中一方为离婚父或母，藉代母怀孕，或领养），与双亲之性倾向皆为重要因素，尽管目前文献往往偏向某几种形式。然而要处理此类型学问题方法也很简单，举例说，Biblarz与Savci（2010）在评论同性伴侣家庭相关文献时即指出，应进行更多有关双性恋及变性双亲育儿之研究，观察其特质，及流动性别带来的影响。
家庭模式固然多元，令问题更复杂的，在乎家庭生活之互动特质。孩子是否受影响、或所受影响程度，往往也在乎他何时开始与同性双亲共同生活（自出生起就和同性双亲生活，或是在幼年、童年，甚至青少年期时才开始），其时间长短，并亲子关系之稳定性。换言之，要探讨同性双亲育儿是否有益孩子，必须掌握此类家庭之统计学与动力学征状。
最后Marks认为，最少在2005年以前，鲜有研究探讨此种家庭模式在以下各方面对后童年期子女之长达影响，如跨代贫穷、教育程度、欠债、犯罪行为或自杀；然而上述范畴却是其他非传统家庭模式研究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当然，若能集得长期数据，并有可靠标准以衡量各种元素之因果关系、互动机制、某几种先存情况之相关性，并生出若干效果之可能性，即会更佳。美国全国女同性恋者家庭长期研究（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以女同性伴侣藉捐精所生子女为对象，共78人，皆出生于1986至1992年间；此为同类研究中少有的长期项目（Van Gelderen et al., 2012）；由此可见，要从既有的长期研究归纳出新结论似乎不大可行。再者，像「全国长期研究」或「全国青少年健康研究」等持续进行，又收集具全国代表性数据之项目，其设计非专为考究同性双亲子女之经历，取样时也不会以这种家庭为目标，其个案有限，对相关分析造成限制。加上收集长时期数据资源耗费大，花时间也长，所以对同性双亲子女在青成期或以后之社会与行为模式研究，仍有待发展。
Regnerus的论文尝试响应Marks的部分批评，论文主旨在于引进一项新的数据集－新家庭结构研究（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此项目焦点异于前述多项研究，专以青成年为对象，其比较组别家庭模式层面广，且从出生起对受访者生活作详尽记录，并以各种量表衡量受访对象之情况；其最大特色是，所取同性双亲子女样本规模更大，更具全国人口代表性；除Rosenfeld从全国人口普查取样外，新家庭结构研究取样规模之大更胜此前同类研究。
然而，此等数据乃未算理想。样本较大，不等于够大。即如上述所列家庭生活种种复杂情况，就算取得163名女同性恋子女、及73名男同性恋者子女此较大样本，在多种家庭特征方面仍只能作泛化比较。
再者，Regnerus的论文并非提及新家庭结构研究数据集内包含何种变量。表二至四所估算模型主要用标准的统计学控制组，被欺凌、及与同性恋国民交朋友此两项衡量标准除外；对于描述性论文而言，这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实相关数据不仅可用以描述状况，应该也可让研究员检视如育儿模式、分工、社会支持等基本因素，可惜报告并未提及这些要点。当然整张变量列表一旦公开，这关注可减轻。
研究也发现，同性双亲育儿似乎牵涉若干负面影响，尽管这只是从简单模型归纳的情况，却令学者不得不细想其中机制。若说这可能由于同性恋者育儿质数不佳，则似乎于理不合。做父母的无论性倾向为何，照顾孩子的动机总是一样的；一个合理假设是，同性双亲及子女面对特别挑战，令育儿任务更困难。
举例说，同性恋者子女从朋友、老师，或邻居那里感受到或明显或隐晦的反同情绪，就是做父母的也难以防范，他们本身也可能面对邻人、孩子朋友的父母，或其他成人即如教师或牧师等的反同情绪。但有几项研究发现，此等际遇并非明显的预报因素，能以估计孩子发展之好坏（Patterson, 2006; Van Gelderen et al., 2012）；但可能这些反同情绪之影响力会随处境而变。有学校刻意营造互相支持、宽容的文化，也有的学校并非如此。有的邻人更接纳，也有的小区、并其中的孩童关顾组织尽力令区内孩子都宾至如归；但也有小区认为没此必要，甚至敌视非传统家庭。必须有更多研究探讨各种环境变量，才能评估种种因素对同性恋者及其子女之可能影响，并探讨父母如何处应相关问题。
同性恋者父母可能更难建立与维持社会支持网络；不少研究显示，家庭代际关系，与其他家长联系，有助育儿的团体小组如家长教师会、男女童军或教会等，无论对育儿质素和孩子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在巿区或大学区内，同性恋者父母可能较易建立支持网络，因这些区域对多元家庭一般较寛容；作风保守、或严守教规、捍卫传统家庭结构的小镇则不然。同性恋家长缺乏社会联系，也有碍其群体社交资本发展－即是指家长为孩子铺排与外面世界之联系，孩子在学校或其他场境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能参与有助社交或未来工作发展的网络，教导孩子适应成人世界（Pleck, 2007）。当然，上述种种仅为提议，未必足以解释数据所提之各种机制。
总言之，Marks的论文道出此前研究之缺点，挑战研究者发展更佳数据，进行更可靠之概括分析。Regnerus的论文即引进一基于全国可能样本之数据集，可能响应Marks的批评。Regnerus论文的分析虽令人振奋，却未能完全提供答案。其发现虽仅属初步，惟论文亦有其重要性－提出新数据集供后继者发掘。至于新家庭结构研究数据会否推翻既有定论，这既关乎集得资料是否够丰富，亦关乎学者是否愿意采用。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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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ck, J.H., 2007. Why could father involvement benefit childre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1, 19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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