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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同性恋更普遍

Trayce Hansen博士

全球多项研究俱显示，认同同性恋行为的社会，令同性恋愈发普遍。目前美国几个州正考虑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在那几个州正在由选民考虑，作为社会对此的认可－这会令更多人选择同性恋生活方式。

瑞典、芬兰、丹麦、及美国多项研究显示，同性恋主要由环境主导。其中社会及／或家庭因素、并宽容而肯定同性恋的社会环境，对同性吸引倾向发展影响尤其重要。

细看相关研究：

瑞典与芬兰最近都曾就同性恋课题进行双生儿研究，比较不同双生儿群组（同卵与异卵双生）的同性恋行为，探讨同性恋在何等程度上，基于遗传及／或环境因素。举例说，若同性恋主要基于遗传因素，则同卵双生儿二人皆同性恋比率应近百份百，因为二人基因几乎相同。

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所进行此两项大型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两项研究皆显示，同卵双生儿中若有一人为同性恋者，另一人皆为同性恋者的比率仅为10或11%，可见同性恋并非遗传的。

相关研究总结说，造就同性恋行为发展的，主要并非遗传因素，反而是独特的环境因素。研究并未说明哪些独特环境因素导致这种情况，然而从丹麦及美国的研究数据，仍可见端倪，后面会再谈。

回说上述的研究，尽管瑞典与芬兰的双生儿研究在当时已属首屈一指，但误差仍是大的，甚至可能是，同性恋发展根本与遗传因素完全无关。这仍有待研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行为发展之主要因素在乎环境。

丹麦一项研究访问了200万名居于该国的成年人；丹麦自1989年起即令同性婚姻合法化。研究发现几个环境因素，令人物色同性、而非异性作伴侣的可能性增加。

对丹麦男性而言，影响同性婚姻比率增加的相关环境因素包括－生于城巿、父亲不在或不明。出生地的城巿化程度，与成年男子选择同性或异性婚姻有明显关系。换言之，该国男性若在高度城巿化的地方出生，就愈有可能和男人结婚；若生于乡郊，就愈有可能和女人结婚。

对丹麦女性而言，影响同性婚姻比率增加的相关环境因素包括－生于城巿、在青少年时期母亲离世，或母亲不在。

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生于城巿、及与双亲中同性别者分开，俱与同性婚姻有关，不论男女。（后有其他研究发现相关心理定律，指同性恋关乎童年时与双亲中同性别者相处的问题，不论是真实的、或只是观感上的问题。）总言之，研究发现与同性恋的发展的环境因素，可以是社会、及／或家庭因素。

最后，美国有一项堪称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性行为研究，结果亦支持同性恋乃基于环境、而非遗传的理论，并辨识出其中几类环境，会增加同性恋行为之可能性。作者形容，这些相关环境「适于」同性恋发展。

对美国男性而言，与同性恋行为相关的环境因素包括－青少年时期居住地的城巿化程度，特别在14至16岁期间居于大城巿者，较同龄时期居于乡郊者，参与同性恋行为的机会高三至六倍；作者提出以下可能解释：「城巿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予人发展同性恋，当事人面对的压力也相对小，这种环境容许、甚至鼓励人表达对同性感兴趣，并有同性性行为。」（页308）留意「鼓励」一词。即研究员相信，人在成长期时若居于挺同地区，会引发青少年男子的同性恋行为。这等于说，部分在城巿长大的男同性恋者，若换了在乡郊长大，就不会同性恋。作者解释：「成长环境在各基本层面影响人的性倾向。」（页309）

对美国女士而言，与同性恋或双性恋身分有关的环境因素，则是高水平教育。尽管此因素亦影响男性，但对女性影响较明显。举例说，具备大学程度的女士自认为非异性恋者，其机会率较中学毕业生高九倍。造成此明显差异的因素目前未明，但研究员认为，此数据并非基于曾受高等教育女性不惮报称其非异性恋者身分，他们相信其中一个可能解释为，大学更接纳、甚至鼓励同性恋，因此曾读大学的女士更多选择非异性恋生活方式。相关心性发展，参Dennis Prager的文章〈大学教她不要当异性恋者〉（"College Taught Her Not To Be a Heterosexual" ）

基于此项美国研究发现，拥护、甚至鼓励同性恋的环境，令更多人参与同性恋行为。

结论：

上述研究来自不同国家，都从全国大规模取样，皆反映同性恋行为并非先天决定。数据反映，人的性倾向是可以塑造的，且主要受环境经验影响。再者，相关发现亦与过去数十年间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证据相吻合－即同性恋行为时有增减－有时候波动很大，会因社会、文化、法律气候而变。环境愈肯定或鼓励同性恋，不论相关环境是在城巿或在大学校园里，同性恋比率就增加。

社会与文化常规，还有法例，都影响着人类行为，包括性行为。因此可以预料，当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法律上愈支持同性恋，参与同性恋行为的人的数字就会增加；若社会不仅宽容（这是适当的）同性恋，更进一步确认和合法化同性婚姻，这趋势只会有增无减。

参考数据：

Butler, A. C. (2005). “Gender differences in same-sex sexual partnering,” 1988-2002. Social Forces, 84, 421-449.

Frisch, M. & Hviid, A. (2006). “Childhood family correlates of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arriages: A national cohort study of two million Dan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5, 533-547.

Langstrom, N., Rahman, Q., Carlstrom, E., & Lichtenstein, P. (2008).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A population study of twins in Swed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DOI 10.1007/s10508-008-9386-1.

Lauman, E.O., Gagnon, J.H., Michael, S.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ager, D. (2005). "College Taught Her Not To Be a Heterosexual." Available on the web at: http://dennisprager.townhall.com.

Santtila, P., Sandnabba, N.K., Harlaar, N., Varjonen, M., Alanko, K., von der Pahlen, B. (2008). “Potential for homosexual response is prevalent and genetic.” Biological Psychology, 77, 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