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zh.scribd.com/doc/115507954/Journal-of-Human-Sexuality-Vol-3
4至34页
同性伴侣与育儿－科学判断之能与不能
A. Dean Byrd
A. Dean Byrd，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卫生硕士；打谷者研究基金（Thrasher Research Fund）行政总监；美国犹他州大学医学院成员；精神健康署家庭与预防医学部门会诊医师；犹他州家庭研究学系兼任教授。
撮要
有关同性伴侣育儿的实证研究其实很少。偶有几个方法论严谨的相关研究，而文献显示，异性恋与同性恋伴侣育儿有明显差异。尽管此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按目前文献基本上已看见，异性恋与同性恋双亲在育儿方式、伴侣间关系互动、精神健康、伴侣关系稳定性、身体健康等方面皆有明显差异，以至同性恋伴侣家庭模式并非最有利儿童发展。
引言
「并非所有家庭模式对孩子成长健康都一样好。过去逾20年的相关研究显示，与已婚父母同住的孩子表现最佳。」（Byrd, 2010, 106页）在此期间，同性伴侣争取领养小孩的行动，令同性双亲育儿成为热门课题，近日有些倡导者更指，同性伴侣育儿不仅毫无挑战，甚至更胜异姓父母（Biblarz & Stacey, 2010）。尽管此说不合逻辑，也与大量同类研究结果不符，但在同运分子推波助澜，用寛容、多元、不歧视等政治正确字眼形容是项争取运动之下，似乎同性伴侣平权比孩子的最佳利益更重要。
得留意的是，有关同性伴侣育儿的研究有如凤毛麟角，连关于女同性恋伴侣育儿的研究，对象也仅限于曾结婚生子，母亲离婚后自称女同性恋者的家庭。就看此类个案，我们要问，此种女同性恋者的家庭模式育儿成效和一般家庭可有分别？有否风险或伤害？男同性恋者育儿情况又如何？关于同性伴侣育儿，科学能让我们了解多少？
同性伴侣与育儿
细阅许多有关同性伴侣与育儿研究，往往会发现许多有趣数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此类研究往往问题百出。Lerner与Nagai（2000）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有说同性双亲育儿成效与孩子的亲生父母一样好。在仔细分析49项被提出为支持此说的相关研究后，发现当中的方法学可说错漏百出。此外，没一项研究能确实证明其假设，样本往往太小，内容甚至有伪造成分。（页1）
Williams（2000）对同性双亲育儿研究亦有同样、甚至更进一步批评。他审阅Golombok、Spencer与Rutter（1983），并Golombok与Tasker（l996）共两项研究，皆跟进研究对象－女同性恋双亲与一般父母的子女至成年。William注意到，Golombok与Tasker（1996）的研究显示，女同性恋双亲的子女长大后更容易发展同性恋关系，但对此现象，研究员没有多提。
Williams亦留意到，此类研究常删除关键内容。Huggins（1989）就曾发现，同性伴侣与一般父母的子女，在自尊心一项上其变数有别。Huggins并未进一步测试其中意义，Williams在重新分析数据后，发现两者差异其实甚大。Williams又留意到，Patterson（1995）的研究其实也发现同样差异，但在报告中并未提及。同样地，Lewis（1992）的研究也显示，同性双亲子女有社交与情感困难，作者却并未在结论部分提及相关数据（Williams, 2002）。
过去数年此范畴最重要的出版研究，要算Judith Stacey与Timothy Biblarz（2001）的项目。Stacey曾是南加州大学性别研究首席研究员，现于纽约大学担任同一职位，她就近20年相关研究作一整合分析，这否定了所谓同性伴侣与一般父母育儿效果并无二致。其发现包括（Stacey & Biblarz, 2001）：
- 在性别类型文化规范方面，同性恋母亲的女儿在服饰、游戏、行为方面，均较异性恋母亲较少性别定型。
- 同性恋母亲的儿子在侵略性与游戏等方面表现，其阳刚气不及异性恋母亲的儿子，但更善于照顾、同情别人。
- 其中一项研究显示，女同性恋母亲的儿子进入青成年后涉足同性恋行为比率明显较大（25人中有6人，异性恋母亲的儿子共20人中无一有此行为）。
- 同性恋母亲抚养的子女较多考虑发展同性恋关系。
- 同性恋母亲抚养的女儿，踏入青春期及青成期后，在性爱方面较进取，也较不贞洁。相反，同性恋母亲抚养的儿子在性爱方面则较不进取，较贞洁。
Stacey与Biblarz（2001）写道，「同性恋母亲抚养的女儿，踏入青春期及青成期后，在性爱方面较进取，也较不贞洁…换言之，数据再次显示，同性恋母亲抚养的孩子（尤其女孩）较异性恋母亲的孩子较少受传统性别定型规范。」（页171）
好几项相类研究也发现，同性恋母亲孩子的「性别灵活性」更强。Patterson、Sutfin与Fulcher（2004）发现，女同性恋双亲对孩子的性别角色期望较不传统。Sutfin、Fulcher、Bowles与Patterson（2008）总结说，同性恋母亲较异性恋母亲不那么着重传统性别角色；研究员又发现，育儿态度正预视了孩子长大后的性别角色态度。Hoeffer（1981）就曾研究母亲给儿女买玩具的模式，发现异性恋母亲倾向给儿子买男孩玩具，给女儿买女孩玩具，同性恋母亲则较少此种倾向。Green、Mandel、Hotvedt、Gray与Smith（1986）发现，同性恋母亲较异性恋母亲更多鼓励女儿玩模型货车（60%：29%），较少鼓励儿子玩模型货车（30%：73%），可得出结论：同性恋母亲倾向令儿子更女性化，令女儿更男性化。
研究员更进一步分析同性恋与异性恋双亲育儿之分别，评估这对孩子生活素质之影响。目前文献都同意，性别不定型，是预估同性恋倾向发展之最有效因素。举例说，Rekers（1995）曾说：「孩童时期性别不定型，可能是与同性恋相关、能观察的唯一因素。」（页19）Hamer与Copeland（1994）也说：
许多男同性恋者小时候表现得娘娘腔。这样说也许具冒犯性，也政治不正确，却符合证据。事实上，这大概是整个性倾向研究、甚至人类心理学所有范畴里最贯彻始终、有多项文献证明、也最明显的因素。（页166）
发现同性恋与异性恋双亲子女，在性别定型方面有明显差异，此应为重点，却往往让目下学术讨论所忽视。据目前证据得出一个可能结论－即同性双亲子女可能较易发展出同性恋倾向。此发现当然关乎孩子未来身心发展，却让当今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组织评为「政治不正确」。但总言之，需要更精密的研究与方法学找出证据，以厘清上述种种发现的意义，并检测其可靠性。
同性恋与异性恋关系之别
有说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关系并无二致，但此说文献基础薄弱。而个中差异，正关乎孩子最佳利益，在为孩子觅安身之所时理应予以考虑。
事实上数据显示，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关系大相径庭。男同性恋者之滥交情况乃众所周知。同性恋作者Rotello（1997）曾说：「男同志解放乃建基于…滥交的性兄弟关系，若扬弃此种特质的话，会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出卖了整个男同志群体。」（页112）
Rotello的说法有文献支持。Bell与Weinberg（1978）发现，75%白人男同性恋者终生曾于逾百人性交，其中15%称曾有100至249名性伴侣；17%称曾有250至499名性伴侣；15%称曾有500至999名性伴侣；29%称曾有逾千名性伴侣。艾滋病流行后，男同性恋者每月性伴侣人数从六人降至四人（McKusick, 1985）。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99）一项报告指，1994至1997年间，男同性恋者报称有多名性伴、并曾在无保护措施情况下性交者，数字从13.6%升至33.35%，其中25岁以下男性此数字增长率最高。
一般对忠贞的定义，是只有一名性伴侣。有关忠贞的最详尽研究，大概要算Robert Michael等于1994年所作项目。研究员发现，大部分异性伴侣一旦结婚，都维持一夫一妻。其中已婚夫妇有94%、同居男女有75%在过去12个月内维持只有一名性伴侣（Michael et al., 1994）。
McWhirter与Mattison于1984年一项研究，则证同性伴侣关系情况与此相反。《男同性伴侣》（The Male Couple）一书即关乎一项评估长时期的同性伴侣关系的素质和稳定性之研究，旨在消除男同性恋关系异于异性恋关系之说。两名作者本身是一对男同性恋伴侣，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另一位是心理学家。几经寻觅后，他们找到156对同性恋伴侣，其维持关系年期从1至37年不等；其中2/3受访者开始这段关系时，或有意或无意的期望伴侣忠贞。然而结果显示，156对伴侣中，仅七对能忠于伴侣。然而，该七对忠贞的伴侣关系皆维持不过五年。换言之，研究员根本找不到一对男同性恋伴侣其忠贞关系能维持五年以上（McWhirter & Mattison, 1984）。
McWhirter与Mattison（1984）承认，外遇情况常令伴侣间在信任、自尊，与互动倚靠等方面出现问题，然而他们总结说，「令同性伴侣在一起超过十年的最主要因素，是缺少占有欲。许多同性伴侣在发展关系之初已知道，彼此相属的想法，可以成为他们关系之最大威胁」（页256）。
Peplau等（2004）据McWhirter与Mattison的研究指出，相关研究实有以下发现：
73%男同性伴侣在关展关系时或多或少总觉得，应该忠于对方。然而这些伴侣在关系维持超过五年以后，即有外遇关系者达100%。可见男同性恋者就算开展关系时原打算只有一位伴侣，中途要不是改变主意，就是达不到自定义的标准。（页357）
同样地，Hoff等（2009）曾访问男同性恋者，探讨伴侣间对外遇的共识，结果显示，「关于维持仅一名伴侣，56%受访者二人皆不同意，47%二人皆同意，36%一人同意一人不同意」（页25）。研究员指，其余受访者乃有共识，容许伴侣以某种形式发展其他性关系。然而，伴侣愈能忠于所委身关系，才能缔造稳定环境，有利领养、或甚至亲生的子女成长发展（Byrd, 2010）。
Hoff与Beougher（2010）亦研究男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共识，其质化问卷显示，男同性伴侣之间往往有各种协议，如多久、或在甚么情况下容许伴侣有其他性关系。有趣的是，没一对伴侣表示，防止艾滋病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Scott James（2010）即将在《纽约时报》发表一项研究提到，在556对在一起超过三年的男同性恋者中，约50%曾有其他性关系。作者Collen Hoff指，「对异性恋者而言，这叫外遇或不忠…但同性恋者认为这种做法并无负面含义」（第七段）。他们一般称这种关系为「不限于一位伴侣的忠贞」－换言之，男同性恋普遍认为，在伴侣同意下有其他性行为，这反而有助二人关系发展，因此他们最主要的那段关系仍可称为「忠贞」。
Stacey（2005）谈及许多男同性恋关系不限于一位伴侣时指，「不少男同性恋者认为肉体与情感亲密，可以分开来享受，此举虽得付出明显代价，却同时在传统上只容一名伴侣的异性恋唯名霸权以外另辟蹊径」（页1927）。Stacey似乎是说，男同志文化可以改变婚姻，令其成为「传统上只容一名伴侣的异性恋唯名霸权」以外的另一种制度。
阿姆斯特丹巿健康服务的Maria Xiridou博士团队近日曾作一项研究，刊于《艾滋病期刊》（AIDS, 2003），发现男同性恋者关系平均维持1.5年；另有固定关系的男同性恋者，平均每年在该段关系以外有八名性伴侣。
女同性恋者滥交情况虽然没那么严重，然而近期澳洲一项研究显示，女同性恋者终生有逾50名性伴侣者，其比率较女异性恋者高4.5倍，这不仅显示女同性恋者关系并不稳定，亦可见当中常涉及双性恋关系（Price, 1996）。其他研究结果与此相约，有研究显示，93%女同性恋者称曾与男性有性关系（Ferris, 1996）。
事实上，男同志圈子里不少人质疑，接受同性婚姻等于背叛圈中人。《纽约时报》2006年7月30日一篇文章报道，像Bill Dobbs等男同志运动人士质疑，为何仅有一名伴侣才算正常，男女同志为何要附和这种压制人的制度（指婚姻）。类似想法必然引申其他重要问题，如多名伴侣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在男同性恋者间尤其普遍的滥交关系，会否影响或损害他们的育儿方法？可以预见，滥交者的家庭关系必然不稳定，他们如何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尚算可以－遑论理想－的家；而我们知道，由已婚、彼此委身的父母抚育最有利孩子，这是不变的金科玉律（Byrd, 2010）。
男女同性恋者的精神、身体健康与寿命，及同性伴侣关系之稳定性
领养父母应身心基本健康，以便能照顾孩子至成年，这是合理要求。可惜过往及目前研究皆显示，同性恋者的精神、身体健康与寿命，及关系稳定性其表现皆大有问题。当然，数据未必适用于所有同性恋者，但相关发现趋向仍然很明显，为孩子物色领养家庭者不得不留意。
精神健康
有关精神健康的数据令人关注。Herrel等（1999）在《一般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里总结说：「同性恋倾向明显与自杀率相关…男同性恋者终生自杀风险比率上升，似乎并非由于物品滥用、或其他精神病并发症。」（页867）
Fergusson等（1999）总结：「男女同性恋与双性恋青少年患严重抑郁症…一般焦虑性失调…行为失调…倚赖尼古丁…多项失调…自杀念头…并曾企图自杀风险俱较大。」（页876）研究员亦留意到，「近日发展证据显示，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青少年出现精神健康问题风险较大，关乎自杀行为与多项失调评估的风险尤大。」（页 876）
几位业内著名学者曾评论是项研究，J. Michael Bailey（1999）说：
这些研究可说为同性恋与心理问题之关联提供了最佳的、已出版数据，其结论一致指：同性恋者有某种形式的情绪问题风险十分高，相关问题包括自杀、严重抑郁症、焦虑性失调。此前荷兰一项同样大型研究，其结果亦与此相符。（页 883）
Bailey提出以下可能解释：
- 「…同性恋者患抑郁症与自杀比率较高，可能因社会压力之故。」
- 「同性恋是异常发展，此种倾向可能导致精问题。」Bailey认为，由于进化论必然选择异性恋，因此同性恋可能属某种「发展错误」；留意部分研究亦认为，同性恋与「发展不稳定」有关。
- 「同性恋者较多有心理问题，可能关乎其同性恋生活方式…如男同性恋者间肛交、滥交等行为所构成风险。」（页884）
Bailey总结：「若基于社会政治考虑，禁止研究员凭良知探讨上述任何可能假设，实属社会之耻。」（页884）Gary Remafedi（1999）在评论Fergusson等（1999）与Herrel等（1999）的研究时指：「毫无疑问，同性恋倾向与自杀率相关，起码在青少年男子中如是。」（页886）
另一位评论家Richard Friedman（1999）则指：「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性倾向、自杀与心理问题之间的关联。成长发展学临床治疗师、描述性精神病学家，与流行病学家若能携手合作共同研究，可能有助辨识此种关联的因果关系。」（页888）
Sandfort等（2001）的研究亦印证上述说法。研究员总结说，「男同性恋者患上一年期、或终生躁郁症、终生严重抑郁症机会均较大…患强迫症、公共场所恐惧症数字明显有最大分别。男同性恋者患公共场所恐惧症、惊恐症与强迫症比率皆高于男异性恋者。」（页87）
女同性恋者终生曾患物品瘾癖比率也较女异性恋者高很多，「终生曾患一般情绪失调问题，其普遍性也大得多」。（页87）
Sandfort等（2001）是项研究有几点值得留意。第一，其规模庞大，共有7,000名研究对象，且避免使用方便样本，以免数据偏颇。受访者中2.8%男士及1.4%女士归类为同性恋者。作者留意到，涉及同性恋行为男士中，终生曾患超过两种精神心理失调症者有37.85%，相对于不涉及同性恋行为男士的14.4%。有同性恋行为的女士患病率为39.5%，相对于没同性恋行为女士的21.3%（Sandfort et al., 2001）。
此研究另一重点，是数据并不支持「同性恋者患精神失调比率逾增皆因社会压迫」的说法。因为研究在荷兰进行，是全球最接纳同性恋的国家之一。
其他研究文献亦证明，同性恋者自杀率较高。Lisa Lindley（2002）曾在《华盛顿倡议者》（The Washington Advocate）发表报告，该项研究召募927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学生作对象，发现有62.1%女同性恋者曾想过自杀，男同性恋者则有58.2%。29.2%女同性恋者试过自杀，男同性恋者则有28.8%（Lindley, 2002）。Whitehead（2010）评论此项研究时说，男同性恋者的自杀风险，较男异性恋者平均高六倍（已就男同性恋者较多患情绪失调及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作控制调整），而女同性恋者则较异性恋者风险高两倍；差异源于女同性恋者患抑郁风险较高（页139, 156－158）。
最近Mathey（2009）等曾探讨丹麦国内不同性倾向关系特征与自杀率之关连，指出，「自杀死亡与性倾向代理指针有关，但此情况只在男性间较明显。经年龄调整后，已注册为家居伴侣的男士其自杀风险，较曾与异性结婚的男士高八倍，较从未结婚男士高近两倍」。
Cochran等（2003）探讨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恋人士精神失调、心理问题，与使用精神健康服务之普遍性，发现男同性恋及双性恋者有抑郁、惊恐症，并心理问题者，较男异性恋者更普遍；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则较异性恋者更多患一般焦虑症。发现证明性倾向与情绪并发病模式相关（Cochran et al., 2003）。可见同性恋者较异性恋者患上严重精神与情绪病机会更大，这令人可合理地质疑，同性恋者是否适合领养和照顾小孩；考虑这问题时，又当以谁的利益作为依归。
曾遭性侵犯
不少探讨曾遭性侵犯与同性恋关系的研究指出，同性恋者曾遭性侵或性虐个案，明显多于异性恋者。Shrier与Johnson（1988）发现，曾遭性侵犯的男士自认为同性恋者，较没此遭遇的男士多七倍。
Tomeo等（2001）曾以942名成人作非临床样本，比较异性恋者与非异性恋者童年曾遭性侵犯之比率，结果发现，男同性恋者有46%童年曾遭同性恋性侵犯，男异性恋者则仅有7%；女同性恋者有22%童年曾遭同性恋性侵犯，女异性恋者则有1%。
Wilson与Widom（2010）一项长达30年的后设跟进研究发现，童年曾遭性侵犯的男性，较控制组别更常有同性伴侣，作者总结说，「童年曾遭性侵犯的男士称有同性性伴侣者，明显较控制组别多」（页70），其胜算比为6.75。
患精神病比率较高，与过往曾有情绪创伤，都可能影响家长照顾小孩的能力，对孩子造成坏影响。明显地，同性恋者男女遭此不幸经历者平均较异性恋者男女多，若要领养小孩、满足其基本需要，困难自然也较大。
男女同性恋关系之暴力问题
男女同性恋关系的暴力问题，也是领养小孩的考虑因素。Waldner-Haugrud等（1997）曾探讨男女同性恋关系中施害与受害的性别差异，访问了283名男女同性恋者，发现47.5%女同性恋者、并29.7%男同性恋者曾遭同性恋伴侣施暴；38%女同性恋者、并21.8%男同性恋者曾对伴侣施暴（Waldner-Haugrud et al., 1997）。
其他研究亦显示，男女同性恋关系有暴力问题比率较高。Lockhart（1994）曾在《人际暴力期刊》（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发表报告，指受访女同性恋者中有90%在过去12个月曾最少一次遭伴侣谩骂，31%曾最少一次遭虐打。Lie与Gentlewarrior（1991）在《社会服务研究期刊》（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发表报告，发现逾半女同性恋者曾遭伴侣虐待。《打者爱也？》（Men Who Beat the Men Who Love Them）作者Island与Letellier（1991）留意到，男同性恋者家暴个案，较一般夫妇多近双倍。
Bradford与Rothblum（1994）曾在《辅导与临床心理治疗期刊》（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发表一项全国性女同性恋者研究报告，发现近2,000名受访者中，有75%曾接受心理治疗，不少长期患抑郁症，「从样本整体看，其心理健康问题似乎几种生活情况与行为相关。37%受访者曾遭虐待，32%曾遭强奸或性侵犯，19%曾在成长期内涉乱伦；近1/3人每日抽烟；30%每周最少酗酒一次，6%天天酗酒。每五名受访者中有一人每月最少抽一次大麻；21%曾企图自杀…超过一半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试过精神紧张，以至难以完成日常活动；超过1/3曾患抑郁（页228）。
健康问题
《美国公共卫生期刊》2003年6月号为专刊，探讨与同性恋行为相关的医疗风险，封面解说文字写道：「我将所有都给爱侣，包括艾滋病。我不是故意的，我们犯了大错。也许在内心深处我们觉得，二人都染病感觉会好过一点…」，至于期刊内容，尽是不幸个案。
该刊主编Mary E. Northbridge（2003）写道，「1980年代，男同性恋者透过处理性爱、及异性恋主义等问题，竭力对抗灾难性传染病－艾滋病，才20年后的今天，艾滋病患率却节节上升，在男同性恋者间尤其如是，或者我们正面对一场大倒退？」（页860）
该期〈编者的话‧瘟疫蔓延时〉（“When Plagues Don’t End”）作者Michael Gross（2003b）则集中讨论美国男同性恋者患艾滋病数字上升趋势。美国患艾滋病比率最高族群，乃自认男同性恋者的非裔美国人、及西班牙语系美国人。Gross说，「20年前我们才刚知道艾滋病主要靠性接传染，防病只有一途－行为介入；今天的防病措施虽稍稍较20年前多，却是万变不离其中。」（页861）
该期另一篇文章〈黑人男同性恋者与艾滋病－公共卫生下一步〉（“Black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the HIV Epidemic: Next Steps for Public Health”）作者David J. Malebranche（2003）提及近期一项研究，在美国六个大都会进行，研究发现，93%艾滋病带菌非裔美国人以为自己不太可能染病，也不知道自己已感染病毒。是项调查结果正推翻此说－同性恋者若能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将有益精神健康，行为更负责任，感染艾滋病比率也会降低。情况正好相反，研究发现公开性倾向的非裔美国男人的染病率，反而较不公开者更高（24%比14%），也更活跃参与无保护措施肛交（41%比32%）（Malebranche, 2003）。
Michael Gross在同期专刊载有另一篇文章，其文题已充满警告意味－〈第二波将使我们溺毙〉（“The Second Wave Will Drown Us”，页872）。作者引述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指，在1999至2001年间，美国男同性恋者患艾滋病比率上升了14%；此外梅毒爆发情况空前，直肠淋病患率颷升，并出现不戴套肛交这种次文化趋势。Gross总结说，「行为介入防病法呼吁用避孕套，这是今天预防同性恋行为传染病的唯一方法，但事实证明此法正在失败」。（页 874）
Gross（2003a）提出一项有趣比较：
当太空舱解体，令七名航天员与穿梭机碎片一起直堕德萨斯州东部田野的时候，就在同一天里，美国感染［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人数，是死于空难航天员数的六倍。其实染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当天是周末；又或者更低，因为空难新闻打断了众人猎艳的雅兴…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治疗一宗艾滋病例终身所花费用，即是光那一天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就花掉国家共650万美元。不必供应经济学家用微积分来计算，也看得出其耗费之巨；除非主事者让『道德感』冲昏头脑，认为男人可以和男人性交事关重大，值得拼死一搏。」（页874）
Ciccarone等（2003）的研究－〈艾滋病患者未知会伴侣即发生性行为－美国接受艾滋病诊治可能样本统计〉（“Sex Without Disclosure of Positive HIV Serostatus in a U.S. Probability Sample of Persons Receiving Medical Care for HIV Infection”）指，「艾滋病带菌者在未知会性伴情况下与对方进行危险性行为，此情况普遍」（页949），文章总结说：
研究结果显示，艾滋病带菌者不知会性伴其病况，却与对方有性行为，此做法相对普遍。我们的带菌者样本包括45,300名男同性恋或双性恋者，8,000名异性恋男士，及7,500名女士－全都是艾滋病带菌者，当中正接受治疗、却不知会性伴而与对方有性行为的比率…（页952）应只是最低估算。（页952）
同一期《美国公共卫生期刊》最发人深省的文章，大概是Koblin等（2003）的报告：〈美国六大城巿男同性恋者高危行为－EXPLORE研究的基本数据〉（“High-Risk Behavior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Six U.S. Cities: Baseline Data from the EXPLORE Study”），相关研究在美国六大城巿－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纽约、三藩巿、西雅图进行，属随机的行为介入研究，探讨男同性恋者高危行为的普遍性。数据包括艾滋病测试呈阴性的男同性恋者在前一年与一或多名伴侣肛交的情况，结果令人咋舌：在4,295名男同性恋者中，「过去六个月内曾在无保护措施情况下进行接受方及插入方肛交者，分别有48.0%及54.9%。无套性交似乎主要是与一名主要性伴、或多名性伴之间进行，与一名非主要性伴进行者则较少。进行无套肛交时，参与者往往也会吸毒和酗酒。」（页 926）
广泛医学证据显示，同性恋者患病率比一般人高（Diggs, 2002），其中特别常感染的有砂眼披衣菌、梨形鞭毛虫、单纯疱疹病毒、人类免疫系统失调病毒、人类乳头瘤病毒贝氏等孢子球虫、微孢子虫、淋病、乙型及两型肝炎，并梅毒。部分疾病在异性恋者间很罕见，以至从前鲜为人知。其他疾病如梅毒，异性恋者间虽也有传染，却不及同性恋者间普遍。男同性恋者患肛门癌的比率，较男异性恋者高十倍。（Diggs, 2002）据美国疾控中心报告，华盛顿金郡（King County）梅毒患者有85%为男同性恋者。在2001年，男同性恋者间感染梅毒个案之多已达流行病水平（Heredia, 2001）。
女同性恋者的健康情况，在研究界虽然是个新鲜课题，但现有研究均显示，女同性恋者患阴道感染、乙型及丙型肝炎、酗酒、服用第四类危险品比率明显较女异性恋者高（Fethers & Caron, 2000）。另一项女同性恋者研究指，阴道细菌感染或发炎病症中，有30%可能引致盆骨发炎病症或其他性病（Berger et al., 1995）。同性恋者患病率高，关系也较不稳定，难免令人质疑他们能否做父母，对孩子会有坏影响。
稳定与持久关系
Redding（2008）认为同性恋与双性恋关系若能持久，即和异性恋关系一样稳定。此说虽不无道理，然而，若统览关于有孩子的同性恋与双性恋伴侣关系研究，其数量可谓少如凤毛麟角（Goldberg, 2010）。
Peplau与Fingerhut（2007）说：「目前我们对同性关系的持久度所知甚少。」（页412）Bos、Gartrell、Peyser与van Balen（2008）曾比较女同性恋者双亲与异性父母的关系稳定性，发现48%（71对中有34对）女同性恋家长关系约维持十年，异性父母则有30%（74对中有22对）在十年后分开。Tasker与Golombok曾在英国作一长时期研究，数据显示，「按目前研究，大部分同性恋母亲都已换了伴侣，已与14年前首次受访时不一样」。（页57）该项研究也指，女同性恋者子女成年后回想过去，仅25%称母亲与女伴有持久、忠贞的关系。
从几个探讨关系破裂的研究，可知各种关系的持久度。Kurdek（1998）利用人口统计学控制调整研究结果后，总结说，「…我的统计分析显示，经人口统计学控制调整后（如年龄、教育、薪金、同居年长），数据指同性恋伴侣较异性恋伴侣更容易分手」。（页565）
Andersson等（2006）以挪威及瑞典的数据发现，「同性伴侣于注册结合五年内离婚者，比率较异性婚姻高，女同性恋伴侣离婚率又较男同性恋伴侣高」（页93）。Andersson特别提到：「男同性恋伴侣的离婚风险较异性夫妇高五成…女同性恋者离婚风险（2.67）又较男同性恋者（1.50）高近两倍。」（页93）
Schumm（2010b）在〈同性恋母亲与异性恋母亲家庭关系稳定性比较－证据综览〉（“Comparative Relationship Stability of Lesbian Mother and Heterosexual Mother Families: A Review of Evidence”）一文综览历来多个研究对女同性恋者伴侣关系的说法，并指出，「两种关系并无二致」的假设目前并无研究证据支持。事实上，Schumm（2010a）最近刊登一篇论文谈到，若要认真探讨「并无二致」之说，相关研究必须达到好些统计学上的要求，但不少将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家庭与异性恋家庭比较的科学论文并未能达标。
至目前为止，比较男同性恋家长与女同性恋家长关系稳定性的论文，就更稀少。美国几乎没有研究探讨男同性恋家长关系之稳定性。至于同性恋及双性恋家长关系不稳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亦知之不详；也鲜有关于同性恋父亲的研究（APA, 2008）。我们需要更多方法学严谨的研究，探讨此范畴。
相关数据尽管稀少，然而确有其他大量数据显示，家庭变故对孩子有坏影响，文献亦清楚说明，与已婚的亲生父母同住对孩子最好。Byrd（2010）总结其研究指：
结果很清晰：父母双全最利孩子成长…父母两性互补，为孩子提供最佳成长环境。其他家庭模式无法相提并论，再者，实证研究显示，无父家庭有害孩子身心健康…谈到性别互补与育儿，传统与科学都同意，父母双全对孩子最好。我们必须以孩子的利益为先，随便将孩子置于无父或无母的环境，等于置之于危墙下，令孩子、家庭和社会皆冒大风险。（Byrd, 2010, 119－120）
总结
关于同性伴侣与育儿，科学怎么说？当中可有甚么，是科学也说不清的？
虽有倡导者极力渲染同性恋与异性恋伴侣育儿并无二致之说，但仔细综览过往研究，即可知实情并非如此。Schumm（2008）就曾评估此假设，他综览若干相关论文后说：
两者大有分别，如近期有论文提证据指，双亲的性倾向可能关乎孩子日后的性倾向、并成年后与人结连的方式；此外还有其他影响。部分特质之因果关系胜算比较大，在统计上的确构成影响。此外，较近期有关同性恋伴侣育儿的研究，仍存在过往此范畴同类研究的限制与错误，包括抑制效应（页275）。
可见极少科学文献支持目前所谓的「学术共识」－即同性恋与双性恋的有孩子家庭，关系与异性恋的有孩子家庭一样稳定－支持此说的证据稀少。继后研究在预估孩子成年后性关系稳定性时，亦应就双亲性倾向、双亲性别、孩子数目，与继父母家庭等作控制调整。
同性伴侣关系无论在忠贞、身心健康、同性恋关系之稳定性与持久性等方面皆有差异，必须考虑不同情况对孩子可能有的影响。按目前常设的法律与心理学标准，对孩子最有利、最有益其健康的家庭模式，是异性恋家庭。像Stacey与Biblarz（2001）和其他研究，虽并未道明此种家庭模式与相关坏影响的因果关系，但这些研究的确显示，当中存在若干风险因素；然而他们竟与过去20年的研究大唱反调，认为两种家庭模式并无分别。我们必须仔细探讨上述风险，因为这关乎孩子福利。以孩子利益为先，仍是社会金科玉律（Byr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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