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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與後天：提出調解

Nature and Nurture: Proposing a Reconciliation

弗拉維奧•朱尼爾（Flavio Junior）【1】

聯邦教育科學技術學院（Feder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巴西聖保羅

 

本篇文章討論了一個歷史上有爭議的話題：男性的同性吸引（SSA）是先天的（innate）還是後天的（acquired）。遺傳學領域的一些研究表明，同性吸引可能存在遺傳影響。另一方面，心理學對精神分析在這一主題上的貢獻進行了討論，討論視角包括父親的缺席和虐待行為，以及由其他同性家庭成員造成的創傷所導致情感防衛障礙（Defensive Detachment）。當前，似乎有一個共識，即同性性傾向（same-sex sexuality）是由生物和環境影響發展而來的。但具體是如何發生呢？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種實現這種相互作用的可能途徑。我提出了一個假設，即與同性戀傾向（homosexual tendency）有關的生物因素會在一些兒童的高度敏感中表現出來，因為這一特徵會使男孩傾向於情感防衛障礙，以及由其他男性造成的性別傷害。這一假設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法來整合各種發表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男性同性吸引根源的起因可能同時有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

 

關鍵字：同性戀（homosexuality）、生物學、心理學、敏感性、調解（conciliation）

 

同性吸引（SSA）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這個問題一直備受爭議，似乎我們面對這個問題只能進行關於生物和社會環境影響的假設。有幾項研究認為，同性吸引有一個主要是由基因和激素來源引起的生物學原因（阿蘭柯（Alanko）等人，2010；貝利（Bailey）等人，2013；古德曼（Goodman），1997； 施瓦茲（Schwartz）等人，2010）。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著作辯護稱，同性戀（homosexuality）是後天獲得的，比如泰勒（Taylor）（1999）、克朗遜和高爾丁（Crowson & Goulding）（2013）以及范登柏許（Vandenbosch）和埃吉蒙特（Eggermont）（2014）的著作，研究假設同性吸引要自我體現出來可能需要受到包括媒體在內的文化以及某種社會化影響。

 

1986年，伊莉莎白•莫伯利（Elizabeth Moberly）也是以此為思路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她提出理論，認為同性吸引可能與父子關係中的困難有關，結果導致了與同性家長關係的缺失。她假設，這種關係的缺失會導致父子聯結中的斷裂。因此，兒子的自然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男孩發展出對男性家長的不認同，並且總體上開始對男人感覺有一種矛盾情緒（ambivalence）。這種矛盾情緒反過來又導致了一種普遍的情感防衛障礙；也就是說，男孩遠離男性世界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再次受到傷害。

 

一旦這種情感障礙（detachment）發生，就會開始對情感修復（attachment repair）的探索，在青春期這種尋求就變成對其他男人的性吸引（erotic attraction）。這種男人隨後會通過與其他男人的性關係來試圖滿足他對接納和愛的情感需求。在各種試圖解釋同性吸引是後天獲得的模型中，我選擇了伊莉莎白•莫伯利（Elizabeth Moberly）的模型，因為它最符合一些臨床醫生在非異性戀男性的記錄中所觀察到的情況：遠離父母，也遠離男性世界。比伯（Bieber）等人（1962）很久以前就報告了非異性戀兒童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認為，情感防衛障礙也可能是非異性戀人群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精神失常）發病率高的原因之一。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遺傳學的研究已經發表，以發現一些與同性吸引有關的遺傳因素。貝利和皮亞爾（Bailey & Pillard）（1991）對雙胞胎的研究發現，在52%的單卵雙胞胎（monozygotic twins，同卵雙生）和22%的雙卵雙胞胎（dizygotic twins，異卵雙生）中存在非異性戀（nonheterosexuality）的一致性。在瑞典進行的一項研究中，隆格斯特倫（Langstrom）等人（2010）發現，男性的基因遺傳可能性為34%至39%，女性為18%至19%。甘納（Ganna）等人（2019）對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大約47.7萬人進行了研究，最後明確證明，使非異性戀群體（nonheterosexuals）區別於異性戀群體（heterosexuals）的因素中有32.4%可歸結於基因變異。甘納等人研究中測試的基因佔據這種基因變異的8%到25%。甘納等人的全基因組分析研究中32.4%的數值與博爾德曼（Poldermann）等人（2015）50年對雙胞胎研究中的薈萃分析（meta-analysis）中發現的32%的數值相匹配。因此，32.4%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數值。

 

其他研究也調查了產前激素是否與同性吸引的體現有關，但結果仍不確定（馬耶爾和麥克休（Mayer & McHugh），2016）。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實驗胚胎學）是研究環境因素對基因啟動（activation）和失活（deactivation）的影響，以及同樣的因素對基因的調節的科學，通過表觀遺傳學的研究發現，在動物的行為變化中有十分有趣的結果，但在人類身上還沒有得到明確結論（王（Wang）等人，2019）。簡尼尼（Jannini）等人（2010）指出，生物環境研究和非生物環境研究界限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絕大多數為同性吸引生物因素辯護的研究人員也認識到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但那些堅持認為這種特徵是在出生後形成的人通常否認任何生物影響。

 

在本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調解解釋（conciliatory explanation），我提出的理論是，涉及同性吸引的生物因素會表現為一種增加男孩發展非異性戀傾向的人格特徵，換句話說，會更具敏感性（sensitivity）或極度敏感（hypersensitivity）。格里姆（Guerim）等人（2015）在他們的研究中報告稱，這種人性氣質特徵在非異性戀男性中更為明顯。甘納等人（2019）沒有發現他們明確認定為與敏感性相關的基因，但他們確實發現，抑鬱和焦慮的遺傳傾向與同性行為（same-sex behavior）有關聯。這些傾向可能會使男孩更容易因不良經歷而形成抑鬱、焦慮或自殺傾向，因此可能會導致男孩更加敏感。

 

回到莫伯利（1986）提出的假說, 莫伯利創造了「情感防衛障礙」這個詞，我相信，不僅父愛的缺失會導致（情感障礙）從男性世界中脫離，而且由其他男人造成的傷害（比如性虐待或欺淩），稱為性別創傷（gender wounds），也會造成心理創傷，尤其是對一個極度敏感的孩子。我相信當這些傷害是針對孩子的性方面的事情（sexuality）時，這些傷害會更加顯著。因此，這些與兒童的性別認同（sexual identification）（如性虐待）有關的男性造成的傷害（性別創傷），除了造成深層心理創傷外，更容易造成情感防衛障礙。

 

一些研究報告稱，非異性戀者，包括男性和女性，更容易出現精神疾病，如廣泛性焦慮（generalized anxiety）、抑鬱和自殺意念（suicidal ideation）（查克拉博蒂（Chakraborty）等人，2011；弗瑞德瑞克森—古德森（Fredriksen-Goldsen）等人，2012；馬耶爾（Mayer），2016）。這些研究的作者認為，在這一特定人群中，也許與這些疾病的發病率較高的相關主要因素可能是他們在社會中遭受的偏見和歧視導致他們（的行為）與自己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不相符。我不否認這些因素，但同樣的精神問題也發生在成長於對性持自由態度的發達國家中的非異性戀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身上。（比約克斯塔姆（Björkenstam）等人，2016；德格拉夫（De Graaf）等人，2006；哈茲布勒（Hatzenbuehler），2011）

 

我提出假設，極度過敏兒童遭受的性別創傷，以及使他隔離於男性世界的情感防衛障礙，二者合起來相當於或者說甚至可能超越前面提到的因為形成精神疾病而產生的歧視和偏見所帶來的影響。極度敏感可以轉化為卡根（Kagan）（2018）所說的高反應（high reactive）兒童。卡根提出，根據不同的感官刺激而產生的反應，兒童可以分為兩種性格：較多反應性格（more reactive temperament）和較少反應性格（less reactive temperament）。這些特徵與杏仁核的內核有關，杏仁核是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的一部分。高反應兒童的特點是對意外事件的反應更強烈，如哭泣和肢體運動，與不認識的夥伴互動較少，此外還表現出更嚴重的社會焦慮和抑鬱症狀。

 

另一個可能影響男孩對欺淩和虐待的反應的生物因素是攻擊傾向。阿魯亞（Aluja）等人（2015）研究表明，人類的雄激素受體（AR）基因可以呈現CAG密碼子（codon）不同的多形態的延伸，當該密碼子以其最小版本模式呈現時，AR受體對游離睾酮（free testosterone）更加敏感。這些作者發現，在男性中，較短的CAG密碼子和較高的攻擊行為發生率之間存在正相關聯繫。其他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發現好鬥的男性往往更外向，性格更不羈（強生（Jonsson）等人，2001；圖拉克魯瓦（Turakulova）等人，2004）。

 

更有攻擊性、性格更不羈的男孩可能會以較少心理創傷的方式面對虐待和壓力，因為他們對攻擊者有更強烈的反應，不允許他們自己不斷受到傷害。我假設，同性吸引的一個起源是兩個主要因素的相互作用：生物學因素，導致了男孩繼承了高或低反應性格（卡根，2018），還有一個較多或較少的攻擊性人格（阿魯亞等人，2015），以及性別創傷，這是一種主要由父親和朋友等重要男性人物造成的心理創傷。這種傷害可能會導致他產生情感防衛障礙。

 

圖1顯示了這種相互作用是如何發生的：

圖1：在同性戀傾向的成因中，生物和情感因素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

 

選擇敏感性作為可能導致同性戀產生的潛在生物因素主要有三個原因：

 

A—人類性格的這一特徵在非異性戀男性中更為顯著（格里姆等人，2015）。

B—這可以解釋，連同性別創傷和情感防衛障礙，可能因為孩子所遭受的創傷而發生的情緒不穩定的成因。

C—它可能直接受到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s）等生物因素的影響（安東尼奧（Antonio）等人，2017），並似乎很可能受到抑鬱或焦慮的遺傳傾向性影響（甘納等人，2019）。

 

因此，同性吸引會是兩個變數相互作用的結果：男孩已經存在的先天的極度敏感性，這是受生物因素的影響，以及他所遭受的性別創傷。每個變數都可以有不同的強烈程度，並且在每個個體身上也有不同的相互作用。這些不同的相互作用力就會解釋存在於非異性戀人群性活動中的許多差異。

 

為了使所提出的模型保持一致，還有幾點需要澄清。其中之一是不同的已知生物因素（遺傳學、神經激素、表觀遺傳學等）如何可能影響兒童的敏感性。卡根（2018）在他關於人類性格的研究中指出，高反應兒童在邊緣系統的杏仁核區域有強烈的活動。我推測，這可能是導致孩子們有不同程度敏感性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不受基因影響的非異性戀男性的情況。我假設，他們可能沒那麼敏感，但可能會暴露於更深的性別創傷，比如性虐待，這在有同性吸引的人的經歷中很常見（馬耶爾等人，2016）。同性吸引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尼科洛西（Nicolosi）（2009）報告說，他看到一些在童年早期依戀他們父親的男性，但他們在童年或青少年後期經歷了性別創傷，他們的父親未能提供急需的情感支持。結果，他們作為男人經歷了關於自己的痛苦感受並可能與父親產生疏遠隔離。

 

未來的研究應著眼於導致同性吸引的生物和環境影響可能有交集的潛在途徑。《美國心理學協會性和心理學手冊》（The APA Handbook of Sexuality and Psychology）（羅薩里奧和史里姆肖（Rosario & Schrimshaw），2014，《托爾曼和戴蒙德》（Tolman & Diamond），卷1，583頁）說：「然而，生物學解釋並不能完全說明性傾向的緣由。精神心理分析的偶發事件作為主要效應或與生物因素相互作用是明顯的。精神分析學家和以生物學科為主導的科學家共同進行一個聯合研究專案可能會有成果。」

 

我相信這個工作可以在這個方向上做出貢獻。

 

【1】弗拉維奧•朱尼爾（Flavio Junior），博士，聖保羅聯邦教育科學技術學院的生物學教授。

關於這篇文章的通訊信件應寄往弗拉維奧•朱尼爾（Flavio Junior），聖保羅聯邦教育科學技術學院，科學和數學系（Feder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ão Paulo,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佩德羅韋森特大街625號，聖保羅，巴西（Pedro Vicente Street, 625. São Paulo, Brazil）。電子郵件：该Email地址已收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您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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