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downloads.frc.org/EF/EF08L41.pdf
同性恋之成因
谈到同性恋，这大概是首要、也最基本问题；要理解同性恋关系此现象，必先看看论同性吸引成因之相关研究。
有关同性吸引的成因主要有两个理论，其一，由基因与生理因素主宰，简言之，即人「天生同性恋」。其二，受心理、环境因素，及幼年经历影响。近数十年来，公众意见愈趋支持前者，愈趋不认同后者，但究竟相关研究结果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个理论。
同性恋是「天生」的吗？
同运人士常引用性爱研究员Alfred Kinsey之著名研究，以支持同性恋，然而有一点他们鲜会提及的－Kinsey认为同性恋成因无关乎生理因素。
据Kinsey的同事、传记作者Wardell Pomeroy说：「1940年末他已记录逾450则同性恋个案历史，已足以让他下结论说，心理学家以为这是遗传而来的失常情况，是无法治疗的，这看法大错特错。Kinsey深信，绝无迹象显示同性恋是遗传而来的。」
（Wardell B. Pomeroy，Dr. Kinsey and the 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New York: Harper & Row，1972），76）
「同性恋源于生理因素」之所谓证据
1990年代出版若干研究，声称找到证据证明同性恋源于基因或生理因素，其中三项研究尤其著名－Simon Le Vay的大脑结构研究、J. Michael Bailey与Richard C. Pillard的双胞胎研究，并由Dean H. Hamer率领团队所作有关「基因关联」与「基因记号」研究，都吸引了很多传媒注意；今天公众普遍以为科学家已发现「同性恋基因」，此三项研究可谓始作俑者。现在看看这三项研究。
Simon LeVay的大脑研究
有研究员认为，性取向与同性恋行为可能由大脑结构主宰，举例说，以为男同性恋者的大脑结构近乎女异性恋者，过于男异性恋者。
1991年，沙克中心（Salk Institute）前研究员Simon Le Vay曾作一项研究似乎证明此说，给广泛出版流传。他解剖死者大脑，其中18人生前被知道是同性恋者，一人为双性恋者，与另16男6女假定为异性恋者的大脑作比较，据称有以下发现：
「男异性恋者的大脑组织INAH 3较女异性恋者大逾两倍，同时也较男同性恋者大逾两倍。此发现显示，INAH会因性取向变异［即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大脑结构有明显分别］，最少男士如是；可见性取向有生理基础。｣
（Simon LeVay，“A Difference in Hypothalamic Structure Between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en”，Science，253: 1034 [August 1991] ）
LeVay研究之弱点
Le Vay之研究在方法学上严重错误，如没设置可靠的控制组。在肯定为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死者以外，他假设其余人士皆为异性恋者，但该组死者里其中几名死于艾滋病，而此疾病向来在男同性恋者间远较流行。在16名假设为男异性恋者的死者里，其中六人死于艾滋病，其余10人则死于其他原因。
（LeVay，“A Difference in Hypothalamic Structure Between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en”，1035）
Le Vay的研究另一个不寻常处，是其中三名异性恋者的大脑丛集较同性恋者之尺寸中位数小。此外，另三名同性恋者的大脑丛集尺寸较异性恋者之尺寸中位数大。Le Vay也不得不承认，「样本中的『例外情况』（即其中几名假定为男异性恋者，其INAH3脑间核较小，另几名男同性恋者反而较大）显示，INAH 3之大小虽为重要变量，但人的性取向未必完全取决于此。（同上书）
事实上Le Vay等于承认，大脑结构与性取向之间的关联，并不能证明是因果关系，甚至也不能证明具导向、影响关系。留意他说，「研究结果并不足以下定论，指INAH 3之大小乃性取向之成因或结果，也不能说INAH 3与性取向在第三种未能辨别之变量影响下会出现关联性变异。（同上书）
19名同性恋死者皆死于艾滋病，Le Vay亦注意到此乃研究之另一问题，「艾滋病患者可能只是同性恋者中一个次组别，举例说，只能代表倾向与数目众多之伴侣发生性行为的同性恋者，或者倾向在肛交时担当受者角色之人士」，以上两者皆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因素。
（同上书）
另一相关问题是，大脑丛集较小，未必是引起同性恋，却可能是因性活动、或与艾滋病相关的脑部损毁所导致的。「男同性恋者的INAH 3较小也可能由艾滋病或相关问题所致，未必关乎其性取向。」他续说，除非「将死于其他原因之男同性恋者其大脑组织作比较，否则不能排除，此组别人士其INAH 3较小乃由于患艾滋病的关系」。
（同上书，页1036）
其他研究员不认同Le Vay说法
William Byne与Bruce Parsons曾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撰文，指出艾滋病可能影响Le Vay的研究对象，认为男同性恋者INAH 3之所以较小，「极可能由人类免疫系统失调病毒感染所致」。
Byne与Parsons又认为，Le Vay以动物研究「支持INAH 3与男性性行为相关」之说，此方法并不可靠。
最后，他们总结说，「Le Vay的研究犯了几个技术性错误，如脑组织取样方法不统一，研究对象其性爱记录数据不全，及样本范围太小等。」
（William Byne and Bruce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50: 235 [March 1993]）
其它脑研究
关于大脑前连合的其他研究
Le Vay以后，也有其他研究员探讨大脑其他区域与性取向的关联问题。
L. S. Allen与R. A. Gorski（1991）一项研究指，「男同性恋者的大脑前连合部分较男异性恋者大，据此可以推断，性取向会在大脑结构上显明出来」。
然而，Mitchell S. Lasco等在检示过上述研究证据后指：「我们检验过120名死者的大脑前连合区域横切片，并未发现前连合大小与死者之年龄、是否感染艾滋病、性别，或性取向等因素相关。」（Mitchell S. Lasco, Theresa J. Jordan, Mark A. Edgar, Carol K. Petito, and William Byne，“A Lack of Dimorphism of Sex or Sexual Orientation in the Human Anterior Commissure”，Brain Research，936 (2002): 95）
Byne与Parsons又指，就算Allen与Gorski的研究结果可重演，「光凭大脑前连合也不能决定人的性取向，因为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其前连合大小相若者众（即，在30名男同性恋者中，其中27名其大脑前连合大小在另30名男异性恋者之尺寸范围内）。此外，相关作者之研究偏重大脑结构，且样本都是免疫系统失调症患者，研究对象之病历史数据亦不足，与Le Vay所作关于下丘脑的研究有着同样问题」。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5）
下丘脑视叉上核
又有报告指，男同性恋者之下丘脑另一内核－下丘脑视叉上核之大小较异性恋者大，Byne与Parsons也不认同此说：
「此研究并无实证，也无其他研究可重演同样情况。就算可重演，相关情况也不能证明胎儿期荷尔蒙假设，因为人类的下丘脑视叉上核并不因性别而异。再者，目前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下丘脑视叉上核乃影响性行为之主因。｣
（同上书）
胼胝体
Byne与Parsons又提及另一研究，企图证明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大脑结构有别：
「近日有研究指，男同性恋者的胼胝体变异，如女性一样（Le Vay，New York Times，October 7, 1991: letter），然而是项观察并不成熟，因为探讨胼胝体性别两型（即男女差异）之23项研究，其结果相矛盾。尽管初期研究…指女性胼胝体压部较男性大（P = .08），也较圆胖，但其余22项研究并未重演男女胼胝体压部差异的情况。再者，虽然有研究结果重演女性胼胝体较圆胖之情况，但也有研究做出男性有同样情况，另其他研究显示两者并无差异。如Byne所言，部分研究结果其实并不支持上述说法，却被误解为成功重演之案例。｣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5）
关于大脑研究的结论
Byne与Parsons总结：「总言之，三项结果并不一致的研究认为，男性脑部结构分别有三个部分，会因性取向而异。对于这些报告，必须谨慎看待，因相关研究结果未能重演。」作者更注意到，就算能重演上述尚无定论的结果，「也不能肯定上述解剖状况是性取向之因还是果」。
（同上书，页229，235）
Bailey与Pillard的双胞胎研究
J. Michael Bailey与Richard C. Pillard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撰文，声称发现同卵和异卵双生儿较领养的兄弟姊妹其同性恋比率更高，据指，「在可判别其性取向的亲属中，同卵双生儿中有52%（29/56）、异卵双生儿中有22%（12/54）为同性恋者，领养兄弟中则仅11%（6/57）…」。作者因此说，「各亲属类别的同性恋比率其模式，与实质基因影响普遍一致…」。
（J. Michael Bailey and Richard C. Pillard，“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48 (December 1991): 1089，1094）
但其实Bailey与Pillard的发现，与整个基因理论并未完全一致。
Bailey与Pillard的方法学缺失
Bailey与Pillard自己亦提到取样方法存在问题：「本研究取样方法有其缺点，未能达到基因流行病学研究从明确分类人口作系统取样的理想标准。虽然广告征求受访对象时，表明不论其亲属性取向，但不保证志愿者听从此要求。」
（Bailey and Pillard，“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1094）
Byne与Parsons指出，Bailey与Pillard「并未以有效系统确认研究对象之双生儿身分类别，对象…乃经同性恋者期刊广告召募，因此未必代表广大同性恋人口」。（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0）
双生儿研究未能支持基因假设说
如Byne与Parsons解释，按Bailey与Pillard的研究，「非双胞兄弟中有同性恋者比率仅9.2%，明显低于简单基因假设所要求；因为按此假设，异卵双生与非双胞兄弟的共同基因比例大致相同，两者有同性恋者比率亦应相约。此外，非双胞兄弟有同性恋者比率（9.2%）与非亲生（领养）兄弟比率（11.0%）相约，亦有违简单基因假设，因按此假设，前者比率应高于后者」。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29）
Bailey与Pillard承认，从研究对象所得，非双胞亲生兄弟中有同性恋者的比率，「明显低于简单基因假设、并其他出版报告所预料」。
（Bailey and Pillard，“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1089）
在分析里，Bayne与Parsons指出，证据显示同性恋乃受环境影响，而非基因影响，并说，「异卵双生兄弟中有同性恋者比率较非双胞亲生兄弟高，我们不能排除，这是因为前者的环境特征共同因素强于后者。因为两个组别兄弟的共同基因比例应该是一样的，若比率出现差异，应归因环境因素，过于基因」。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29－30）
其他双生儿研究未能支持基因理论
《性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Research）一项研究按美国明尼苏达州出生登记册检视同卵与异卵双生儿记录，声称找到关乎女性性取向的「明显基因影响要素」，却未能为男性找到同样的影响因素：「至于男士，并未找到明显基因，影响其异性或同性性接触次数，或其性取向。」
（Scott L. Hershberger，“A Twin Registry Study of Male and Female Sexual Orientation”，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34 [2]: 212 [1997]）
研究总结说，环境因素是性取向形成之主要部分：「兄弟姊妹的特殊生长环境，影响同卵及异卵双生儿的自我认同与性取向，不论男女。」作者总结说，「环境因素对性取向之影响亦相当重要，事实上，整体而言，甚至较基因元素更重要…」
（Hershberger，“A Twin Registry Study of Male and Female Sexual Orientation”，220，221）
Bailey与Pillard也注意到，其他双生儿研究并未能证明性取向源于基因：「Buhrich等就性取向与相关行为作一项双生儿研究…发现其家族相似性强，却不足以决定这是源于基因或环境因素，或两者兼有。」
（Bailey and Pillard，“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090）
Miron Baron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撰文，也质疑几项双生儿研究结论：「大部分研究结果实难以诠释，或是取样范围太小，或是在表型分类上、选取案例、或就同卵异卵双生儿分析上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研究员往往假设同卵与异卵双生儿有相似的环境经验，因此认为两个组别的同性恋者比率若有任何差异，必然基于基因元素，但上述假设其实未经验证。」Baron总结：「研究发现，同性恋双生儿的领养兄弟倾向同性恋者，较非双胞亲生兄弟多，可见男同性恋取向很可能由环境因素决定。」
（Miron Baron，“Genetic linkage and male homosexual orientation”，BMJ，307: 337 [7 August 1993]）
若同性恋特征全取决于基因，那么同卵双生儿两者皆为同性恋的比率应为100%，但实情并非如此。事实上，Byne与Parsons的研究「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同卵双生儿不仅有相同基因，连产前情况与家庭环境亦一模一样，但二人性取向不一致者，占此组别大多数，可见当中涉及许多未知因素，另如它们的互动形式等，都可能影响其性取向」。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0）
Dean Hamer的基因研究
1993年，传媒大肆报道指，科学家终于找到「同性恋基因」。报道主要因于美国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基因学家Dean Hamer一项研究，但其实Hamer从未声称找到同性恋的决定基因，只说可能发现男同性恋的基因所在。
（Dean H. Hamer, et al.，“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Science 261 (1993): 321－327）
Hamer写道：「我们借着分析114个男同性恋者的家族血统，尝试探讨遗传基因在男性性取向方面的角色…本研究目标，是探讨男性性取向是否取决于基因影响。我们以现代人类基因遗传学标准技术进行研究，即家族基因血缘分析连锁定位研究。」
（Hamer, et al.，“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321）
按Hamer的研究，受访家庭中有多于一个儿子为同性恋者的，其表兄弟亦为同性恋者的，数目明显较多。相比起来，父系亲属在这方面连锁关系较弱；可见某程度上，男同性恋与母系血统相关。若男同性恋兄弟同时亦有同性恋的舅舅，则显示同性恋基因主要经母系流传。
在研究40对同性恋兄弟后，Hamer假设在X染色体里某段基因，最少部分与同性恋特征相关。因为男人有X和Y染色体，而X染色体乃遗传自母亲，所以儿子应由母亲遗传同性恋基因。同性恋行为不会在母亲身上突显出来，却会传给儿子。
Hamer的研究称为「连锁定位」研究，即在一个大家族里，按独立特征在某染色体里找出共同的基因段落；若家族中有同样特征者都有同样的基因段落，则理论上，这就是该特征的基因「密码」。连锁定位研究已成功找到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囊肿性纤维化、与肌肉萎缩症基因，但至目前为止，仍未找到导致复杂行为的基因密码。
Hamer的发现
Hamer声称：「我们已有证据，证明其中一种形式的男同性恋，很可能由母系遗传，相关基因位于染色体区域Xq28…似乎Xq28有导致男同性恋取向的基因段落。」
（Hamer, et al.，“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325）
Hamer找不着甚么？
Hamer从没有说发现同性恋像眼睛颜色一样是直接遗传的：「虽然据观察，男同性恋者其舅舅与表兄弟皆为同性恋者的比率，较母家中女性亲属、或父家中男性亲属为高，但此比率仍较简单的门德尔性状遗传（Mendelian trait）低。
此外，Hamer并未说所有同性恋案例都可以此段基因作解释：「有若干家庭中，也存在女同性恋者、或父系亲属中男同性恋者。可能是有的同性恋种类仅限于男性、且经母系遗传，但也有零星例子不限性别、或非经母系遗传的。」
（同上书，页322）
事实上，Hamer甚至没有尝试估计同性恋案例中有多大部分可归因于这段基因：「目前我们并未能说明，男同性恋案例中关涉Xq28基因段的比率为何…。」
（同上书，页325）
他继而承认，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由于人类性取向的复杂性，我们不能说目前所观察到的多种现象，乃基于单一基因段落。在Xq28段落上有差异的兄弟姊妹可能提供有用数据，让我们辨认出其他基因，或是环境、经历、文化因素（或上述几方面复合因素），导致男同性恋取向之发展。」
（Hamer, et al.，“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325－26）
其他特征之基因定位研究足以引为鉴诫
Baron总结说：「其他研究也足以让我们警剔。举例说，有说另一行为－躁狂抑郁症，亦关乎X染色体基因。理论提出之初，有说证明指患此症者其X染色体段落都出现同样模式，位置在Xq27－28区域。部分研究其数据支持甚至远较Hamer等的研究更强。此外，对双生儿及领养孩子的相关研究，其所得「躁狂基因」之证据也远较Hamer的同性恋研究强。但不幸地，其他研究员并未能重演上述基因定位发现，连运用原初研究数据重新作广泛分析者，亦减低对这假设的支持。可见基因定位研究对解释复杂行为特征，存在不确定因素。」
（Miron Baron，“Genetic linkage and male homosexual orientation”，BMJ，307: 338 [7 August 1993]）
George Rice等在《科学期刊》（Science）撰文指，「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的层面（8，9），X染色体定位之证据皆备受质疑。多数学者都同意，男同性恋取向并非简单的门德尔性状遗传，这样的基因必然面对很强的淘汰压力。Hamer以几个传递X染色体的家族为样本，辨别Xq28段落附近一段基因为同性恋基因，但这可能犯第一类错误（假阳性）。加上许多复杂行为特征的基因定位报告都难以重演，我们实在要慎重考虑。
（George Rice, Carol Anderson, Neil Risch, and George Ebers，“Male Homosexuality: Absence of Linkage to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t Xq28”，Science，284: 666 [April 1999]）
Hamer的发现无法重演
1999年，Rice等在《科学期刊》发表一项研究，尝试重演Hamer的发现，但失败。「研究员以加拿大52对同性恋兄弟为样本，尝试在Xq28段落找出共同基因。研究员分析了该段落四段基因…然而所找到的共同基因、及单倍体型基因，并未如预料增加。结果并不未支持，男同性恋乃源于X染色体一段基因之说。」
（Rice, et al.，“Male Homosexuality: Absence of Linkage to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t Xq28”，665）
作者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与Hamer原初研究大相径庭（6），而原因未明。但因为我们的研究规模较Hamer等的更大，假若Hamer所声称某段基因其影响真那么大，我们肯定可以得出同样结论。然而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位于Xq28的某段基因对性取向有如此大影响的说法。」
（同上书，页667）
关键问题－同性恋若是遗传的，就必已经遭淘汰
Baron提到反对「同性恋基因」理论的主要理据：「若同时考虑到文化与进化因素，则基因假设更营复杂…某程度上，性取向模式乃社会期望产物，而我们很难想象，文化常规的改变竟导致某个基因的广泛改变。此外，从进化角度看，由于繁殖范围的限制，就算有同性恋基因，也应该早灭绝了。因此，所谓定位同性恋基因之说，明显违反遗传学与流行病学证据…一条基因或某个遗传机制，并不足以解释如性取向等千变万化的复杂现象。再说此项研究取样在家族同性恋范围内是否具代表性，亦成疑问。」
（Miron Baron，“Genetic linkage and male homosexual orientation”，BMJ，307: 337 [7 August 1993]）
Bem谈及此理论时也说，同性恋是「进化失常」，并提问：「男女同性恋者怎能将基因传给下一代？有人提出几个假设…但这些说法无论在理论、后设理论与实验层面都是有错谬（Futuyma and Risch，1983/84）。此说还有个根本问题，就是循环论证。正如Bleier所说，论者往往假设某种行为源于遗传基因，然后再据此种动物或人类行为编故事，解释相关行为（若这是遗传而来的）如何有助相关族群繁殖，然后推测变成证据，反过来证明这种行为是基因决定的假设。（1984，页17）」
（Daryl J.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03 [2]: 328－29 [1996]）
荷尔蒙水平影响性取向论
有说男同性恋乃因男性荷尔蒙不足、女同性恋则因睪丸酮过多所致，这是1940至1970年代的流行说法。
Byne与Parsons指出，「尽管以荷尔蒙治疗影响性取向的尝试终告失败，而大部分研究都找不到成年人荷尔蒙水平与性取向之间的关系」，但此说仍不断流传。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28）
怀胎期的荷尔蒙水平
研究数据并未能支持此说，研究员遂放弃成人的荷尔蒙水平，转而从胎儿的荷尔蒙水平入手。
Bem按在老鼠身上所进行的研究解释，「有人推断男婴在胎儿时期所得睪丸素若少于平均水平，而女婴胎儿所得过高的话，至成年时即发展出同性恋取向。」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29）
但其他研究员质疑，不能将老鼠的荷尔蒙水平和人类比较。
Byne与Parson指出，「从啮齿类动物的交配习惯与姿势推断人类心理发展，当中所涉及问题太复杂…人类性行为动机也不可能单纯由内分泌使然。因此，按啮齿类动物行为作标准，比较人类的性行为，此做法是否适合实在成疑…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人类性行为其范畴及环境适应性，可简化为几个因素，「就像雌鼠对雄鼠的反应那样」。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1）
也有研究透过访问患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妇女（一种内分泌长期病），尝试将女同性恋归因于怀胎期荷尔蒙水平问题。该病症患者一般在胎儿时期吸收高水平男性荷尔蒙，其水平之高，有若怀胎期之男婴。据Bem，「报告指，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女性患者，所测得双性恋或同性恋反应，较控制组的妇女高」。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29）
但其他研究员质疑，性取向关乎胎儿期吸收荷尔蒙水平之说：
Bem留意到，在胎儿期接触高水平男性荷尔蒙的人，不论男女，「童年期都表现得较野性（Reinisch，1981）；患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女孩，较控制组的女孩更喜爱典型的男孩游戏，也爱与男孩作玩伴。」Bem因此说：「患此病症的女孩长大后出现同性取向者不合比例地高，究其原因，乃因她们与其他女孩感受截然不同。她们不仅像大多数女同性恋者一样，游戏活动不受性别定型约束，较喜欢以男孩作玩伴，病症亦令她们自觉在性别层面有别于其他女孩。」
（同上书，页329－30）
Byne与Parsons总结可得到的证据说：「若胎儿期吸收荷尔蒙假设成立，那么怀孕期出现男性荷尔蒙不足或不敏感情况的男士，并接触过多男性荷尔蒙的女士，成年后应有很大比例属同性恋。然而广泛综览相关文献，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此说：「至目前为此，并无证据显示性取向与神经化学物质相关。」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0－32）
基因特征可能间接影响性取向
至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同性恋基因」的理论都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成立。然而有研究员指，基因可能担当间接角色，就是说，可能有某种基因影响人的性情，令他更容易出现同性吸引倾向，或自认为同性恋者。
Byne与Parsons解释：「举例说，假如有一条基因影响某种因素，比如性情，令人在特定环境下增加发展出同性恋特征的可能，这也可以称为外显率减弱了的同性恋基因。」但作者也说：「不过，这种用语、说法会令人忽略明显的环境因素。」
（同上书，页230）
Bem认同「生理因素仅间接影响同性恋取向，透过幼年期发生一连串事件，能影响孩子性情，令他偏好某些活动…生理因素与性取向之关系，更多在乎幼年期的影响，而非直接关联。」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27）
研究员这种说法，实在只令问题更复杂混乱；他们误将某种「可以遗传」（即在家族血统里流传）的基因特征，和「遗传而来」（即直接由基因决定）的特征混淆了。Bailey与Pillard的双生儿研究却道出两者分别，并可能引致同性恋的多种途径：
「可遗传性」并没有提供多少讯息，让我们预料性取向（或任何性格特征）发展。因为任何有关可遗传性的估计后，都有众多可能发展机制。举例说，数据显示，胎儿在怀孕期时脑部发展、或其他身体特征上的可遗传变量纵使一致，但在出生后育儿方法不同，他们长大后也会有不同性取向…基于上述可遗传性分析，得出结论是，并没有明显的某个基因导致同性恋…。
（J. Michael Bailey and Richard C. Pillard，“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48: 1095 [December 1991] ）
生理因素影响论
Byne与Parsons因而总结说，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生理因素影响论。并说，「将性取向诉诸生理因素解释，此举可能只是对目前心理社会因素解释不满的一个反弹响应，并没有实质的实验数据支持。相关评论显示，并无充足证据支持生理因素影响论。在某个备择模式里，人的性取向既关乎性情与性格特征，亦关乎家庭与社会环境，两者相辅相成。因为相关特征可遗传，或受荷尔蒙影响发展，所以模式显示当中的同性恋特征并非不可遗传，但这不等于基因或荷尔蒙直接影响性取向。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28）
Bem也说，「目前还没有人能清楚描述某基因型如何直接引向某个性取向，更遑论建立相关理论」。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28）
宣传「同性恋基因」背后的政治目的
Byne与Parsons一针见血的道：「最后要说的是，政治言论往往偏好生理影响论。有说，若性取向主要是生理现象，『社会就要重新考虑，对未能被建制定型者之期望』。Bailey与Pillard曾在《纽约时报》（1991年12月17日，页19）「读者意见」栏撰文指，『若然的话，生理学解释实在是同性恋者及同运人士的好消息』。然而政治言论并不能影响生理学现实，也不会改变基因或荷尔蒙对性取向之影响程度。」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6）
传媒扭曲议题
Bem提到传媒的角色，往往扭曲科学证据误导公众，令人以为真有「同性恋基因」：「正如所有严谨的科学家，性取向与生理学关系研究员总是一再提醒，关联性不等于因果关系。然而简单的生理影响论实在太诱人，科学家忠告实难与此匹敌；若有人说发现脑部某种结构与恋人的生殖器结构存在关联，这种说法往往令人兴奋莫名。更不幸的是，当相关说法从科学范畴转移至新闻报道，以上忠告早已荡然无存。公众接受这种研究结论固值得原谅，但意见一旦形成，下一步即令政府承认的确有同性恋基因。」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30）
教养、童年经验与社会环境可导致同性恋？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联会将同性恋剔出精神病列表外，然而这决定并非基于新的研究发现。Ronald Bayer曾详细撰文报告1973年此决定的来龙去脉：
「当时平均主义之声甚嚣尘上，挑战各界权威，迫令精神病学家不得不与同性恋者磋商同性恋的病理状况。而当时结论并非基于通过理性验证的科学真理，而是由当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所主导。」
（Ronald Bayer，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Psychiatry: The Politics of Diagnosi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3）
1973年前广泛文献提到，家教与个人经验对发展出同性恋特征之影响。不幸地，在精神病学联会作出相关决定后，探讨同性恋心理根源的相关研究从此给窒碍了。
本文余下篇幅将引述过往探讨性取向发展的广泛文献，也会看看较近期、支持相关发展理论的研究。
幼年期发展因素
同性吸引倾向有各种成因。1973年前，研究员主要探讨幼年期因素：
1969年《辅导与临床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一项研究指：「我们发现若干情况与环境可能导致同性恋…孩子出生后有几个复杂因素，不仅有内在的生理与情感因素，也受着家长与家庭、社会与文化环境影响。当孩子渐长，身边的压力与期望亦会改变、增加，如此渐渐构成最终的、成年期的性格结构。」
（Ralph H. Gundlach，“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Roles of Homosexuals”，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3 [April 1969]: 137）
同样地，精神病学家Byne与Parsons亦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撰文指出，「成年后性取向由幼年发展经验开始奠定，可能早在人生头四年，这说法似乎合理」。作者总结说：「目前的心理社会学解释纵有不足之处，不等于我们可以完全归因于生理；特别到目前为止，所有生理学理论对同性恋的解释都乏善足陈。事实上，目前的理论趋势实在低估了广泛心理社会学模式的解释力。」
（William Byne and Bruce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50 [March 1993]: 236）
1968年，洛杉矶大学精神病学临床教授Ralph R. Greenson提出发展理论，集中看男孩需要「脱离」母亲：男孩要发展出健康的男子汉性情，必须放弃第一认同对象－母亲，转而认同父亲。我相信这是性格发展中特别步骤，只有男孩才面对的（女孩不需面对），失败的话会对男性身分认同造成障碍…男孩是否能成功认同父亲，往往取决于他「脱离」母亲的能力。
（Ralph R. Greenson，“Dis-Identifying From Mother: Its Special Importance for the Bo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49 [1968]: 370）
父母影响
研究员另一焦点，在于父母性格如何影响孩子，以致孩子长大后发展出同性吸引的特征。孩子与父母关系可能导致同性恋感觉的相关理论，可追溯至近一个世纪前一个精神病学文献：
据《性行为文献》（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Freud（1916）形容同性恋者的母亲为过分溺爱，而他们的父亲往往是冷漠、或不在的。Stekel（1930）则说母亲强势、父亲弱势。1936年，Terman与Miles发现同性恋者的母亲情感较外露、丰富，而情绪化，而父亲则一般较冷漠、专横，或经常不在家。」
（Marvin Siegelman，“Parental Background of Male Homosexuals and Heterosexuals”，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3 [1974]: 3-4）
同样地，《梅灵格精神分析学院通讯》（The Bulletin of Menninger Clinic）亦提到，据1963年一份文献评论：Bender与Paster在一项研究里以19名活跃的同性恋倾向孩子为对象，发现他们均与同性别的父或母亲相处时间极少，或关系极坏，同时间却与异性别的父或母亲太亲密。
「West近日出版一份文献引述当代几位调查员报告，他们都曾独立地探讨男同性恋特征里的母子关系因素，并得到同样结论。同一本刊物里，West提及曾在英国作一项研究，以50名男子为对象，另50名非同性恋男子为控制组。发现男同性恋者的家庭关系，往往与母亲太亲密，而与父亲关系却不理想。｣
（Daniel G. Brown，“Homosexuality and Family Dynamics”，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27 [5]: 229－30 [Sept. 1963]）
Irving Bieber的研究
Irving Bieber的研究团队曾作一项研究，并于1962年将结果出版成书，堪称此范畴的里程碑。Bieber是1960年代同性恋病源学界举足轻重的研究人员，他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典型的同性恋家庭三角关系模式，是母亲与儿子紧密结连，且较家中冷漠的父亲强势、弱化其地位，如果父亲很冷漠，且对家庭怀着敌意，则情况更严重。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在这种家庭关系里成长的男孩子，长大后较大机会成为同性恋者、或发展出严重同性恋问题。｣
（Irving Bieber et al.，Homosexuality: A Psychoanalytical Study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2]，172）
后有其他研究亦印证了Bieber的发现。1964年英国一位精神病学家将同性恋病人与患神经官能症的异性恋病人作比较，发现「同性恋者中约七成（62%，加上28%其中1/3）都过分倚赖母亲，或与父亲关系不佳」。
（P. J. O’Connor，“Aetiological Factors in Homosexuality as Seen in Royal Air Force Psychiatric Practic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10 [May 1964]: 384－85）
1965年《遗传心理学论文》（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对同性恋大学生所作一项研究，亦普遍地印证Bieber的说法：「我们有类似发现。同性恋者中与母亲关系过分紧密的占55%，而控制组则仅占20%。」此外，「Bieber等发现，同性恋者中，父亲敌意抽离、或冷漠抽离者，其比率较控制组多近一倍，前者为42%，后者为24%。Bieber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者的父亲主要是敌意抽离，而我们的研究则显示为冷漠抽离。作者认为，父亲抽离与男同性恋心理状况之间的关联，到目前为止，实在是被低估了」。
（Leif J. Braaten and C. Douglas Darling，“Overt and Covert Homosexual Problems Among Male College Students”，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71 [1965]: 302－03）
Daniel G. Brown说，他在美国空军担任精神病学家军医时候，「有机会访问、测试约40名男空军，都有同性恋倾向，或单单只爱男性的问题。众个案中逾30人其母子与父子关系与上述说法吻合。此外，受访空军童年时都不能与父亲、或能代替父亲角色者发展出亲密感情关系。」
（Daniel G. Brown，“Homosexuality and Family Dynamics”，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27 [5]: 229 [Sept. 1963] ）
Evelyn Hooker质疑Bieber的发现
洛杉矶大学教授Evelyn Hooker曾作多项研究，致力要证明同性恋非病态。Hooker批评Bieber的研究有缺失，因为受访者都正接受精神病治疗，所以结果不适用于同性恋大众。Hooker之方法错误与偏颇立场早已为人诟病，她说：
「我们不能单从精神病学样本归结出「人与父母关系致使同性恋」的结论，部分原因在于，这是将精神病学混进同性恋里去。｣
（Evelyn Hooker，“Parental Relations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Patient and Nonpatient Samples”，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3 [April 1969]: 140）
驳Hooker的批评
Hooker并未提及的是，以正接受医疗评估与治疗者作研究对象，是行之有效、且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此外，Hooker从激进同性恋、或立场鲜明之群体召募研究对象，其做法亦为人诟病（参Thomas Landess，“The Evelyn Hooker Stud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Family Research Council，1995]）。
此外，有其他从普遍人口取样的研究，亦印证Bieber等的发现。
Ray B. Evans的研究
1969年，罗马琳达大学（Loma Linda University）医学院研究员Ray B. Evans于《辅导与临床心理学期刊》发表文章，驳Hooker的批评，支持Bieber指孩童期家庭失调导致同性恋之说。
Bieber的数据虽然「源于作心理治疗时，对病人童年生活环境的精神分析重构…但是项研究数据，乃基于病人回想童年情况的自我报告，他们（研究对象）本身从未涉足心理治疗学」。Ray B. Evans总结说：「是项研究结果与Bieber等异常地相约，显示出同性恋者较『不理想』的家庭背景情况。」
（Ray B. Evans，“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f Homosexual Men”，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3 [April 1969]: 129，133）
Evans随后更仔细描述相关发现，报告指，同性恋者母亲「一般较严苛，对男性更冷淡，要求儿子常注意自己，以儿子为密友，甚至『引诱』儿子、和他同一阵线对抗父亲，公开表示喜欢儿子、不喜欢丈夫。儿子到青少年期时，更介入他与异性相处的活动，不鼓励儿子表现得男子气，想他表现阴柔。据受访的同性恋者回忆，父亲也少鼓励他们表现得男子气、或参与男孩活动，［研究对象］一般花较少时间与父亲相处，甚至害怕父亲、恨他，怕他虐打自己。受访者一般不受父亲欢迎，自觉不受他接纳，他们也不接纳、尊重父亲…研究结果显示，男同性恋者童年时与父母关系差，最少在他们的记忆中如是。」
（Evans，“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f Homosexual Men”，133）
Evans的结论太谨慎？
Evans总结文章时提醒说，相关发现未必等于说，不理想的亲子关系导致同性恋：「虽然本研究与Bieber等所得结论相约…却并非支持、或否定Bieber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之说。」
（Evans，“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f Homosexual Men”，135）
然而，同一期《辅导与临床心理学期刊》另两位学者评价Evans的文章时，却认为他过于谨慎，是不必要的：
Ralph H. Gundlach开门见山说，「Evans的说法，即有关亲子行为的问卷项目、与后来发展的同性恋虽有关联，却非因果关系，此说法并不合适。」
（Gundlach，“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Roles of Homosexuals”，136）
另一位回应者正是Evelyn Hooker：「Evans的研究其重要性之一在于，他局部印证了Bieber的假设，即幼年期亲子关系导致成年期同性恋。Evans提到，他的发现既不确定、也不否定亲子关系的病源学角色，成为成年期同性恋众多影响因素之一。我认为他的说法太过谨慎。事实上，他的研究必然印证此泛论，因为这是个研究重复。」
（Hooker，“Parental Relations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Patient and Nonpatient Samples”，140－41）
Hooker自相矛盾
我们发现Hooker著作中部分论点，有时候自相矛盾。
一方面，她指Evans的研究「局部印证」了Bieber的说法，却又说两者「仍未足以下定论」。但无论如何，她知道有其他同类研究，以非病人为对象，也得出可信结果：「从非病人样本所得结果似乎印证了…亲子关系对同性恋的病源学角色。」
事实上，Hooker自己提到几项不涉精神病理学的相关研究：「Schofield（1965）的研究指，在一个非病人样本里，男同性恋者自称与父亲关系不佳，且有过分保护、占有欲强之母亲者，数目较同一样本中男异性恋者多。」
（Hooker，“Parental Relations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Patient and Nonpatient Samples”，140）
其它研究印证Bieber发现
1969年《心理学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刊载一项研究，该项目设计旨在响应如Hooker等的批评。John R. Snortum等设立一个非病人的控制组，「是项研究，无论调查员、所用方法、研究对象都不属心理分析学研究圈子」。作者总结说：「目前发现印证了Bieber等（1962）早前所得结果，包括「与儿子亲密而爱操控的母亲，与冷漠抽离的父亲，他们之间的病态互动，对孩子日后发展的影响」。
（John R. Snortum, James F. Gillespie, John E. Marshall, John P. McLaughlin, and Ludwig Mosberg，“Family Dynamics and Homosexuality”，Psychological Reports，24 [1969]: 763）
1974年一项研究比较307名同性恋者，并138名属控制组的异性恋者，均来自非临床样本，结果印证Bieber等的说法：「相对于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称他们的父亲较抽离，缺乏父爱；他们也形容母亲为难相处，缺乏母爱…同性恋者与父亲关系，不及异性恋者般亲密。
（Marvin Siegelman，“Parental Background of Male Homosexuals and Heterosexuals”，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3 [1974]: 10）
其他相关研究如Seigelman就引证了「三角关系论」假设，引述自Benda（1963）。另参Braatan与Darling（1965）、Brown（1963）、Edwards（1963）、Evans（1969）、Jonas （1944）、O’Connor（1964）、Snortum等（1969），并Whitener与Nikelly（1964）。
（同上书3 [1]: 3－4 [1974]）
就是在上述研究发表30年后，《普通精神病学文献》也说，「文献显示，许多（也许是大部分）男同性恋者所描述的家庭环境，与Bieber等所提、可能引致同性恋发展的情况相似（如母亲过分干涉、操控儿子生活，父子关系欠佳等），相关联系同时见于临床与非临床样本。」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6）
关于同性恋发展成因研究总结
Daniel G. Brown早于40年前就道出问题重点，可惜过往30年此说并无人理会：
总言之，似乎相关的家庭模式是－母亲过分主导、强势，父亲抽离、怀敌意或软弱，如此家庭模式肯定与男同性恋性格发展有关。其实早在50年前Freud已按临床经验提出此说，30年前再由Terman与Miles作系统研究；加上若干临床与研究人员的独立研究，并近年West与Bieber的重要研究，全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家庭互动与男同性恋性格发展息息相关。可惜研究孩童发展之各学科并未确认此关系，实在有点令人惊讶。此关联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教育老师与家长，令他们明白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心理、性别发展极具影响力。若要再等25或50年才教导儿童工作者认识这个重要信息，是不合理的。行为科学专业研究员实在不应继续逃避责任，必须让大众知道有关信息，此可谓责无旁贷。
（Daniel G. Brown，“Homosexuality and Family Dynamics”，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27 [5]: 232 [Sept. 1963] ）
「异化发展成情欲」理论
康内尔大学研究员Daryl Bem近期则提出一个关于同性吸引倾向的发展理论。
Bem的「异化发展成情欲」理论指，「诸如基因、怀孕期荷尔蒙，与脑神经结构等生理变量，本身并不决定性取向，却影响幼童的性情，决定他们将选取性别典型、或非典型活动，此等倾向令孩子自觉与异性、或同性朋辈格格不入，觉得对方非我族类、是为异族。而这造成普遍的自主神经激发，以致后来对非我族类的朋辈生出情欲－即所谓异化发展成情欲…此理论声称能融合生理学基本教育学家的实验证据，并社会建构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
Bem的理论指，孩子若感到与同性友伴「格格不入」，将引起生理反应，成长后即化为性生理反应－他称此过程为「性印记」。Bem提及一例说，「一个表现不符合性别定型的男孩遭朋辈嘲笑，最初他生出强烈负面情绪反应，但类似情况一再发生，就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与愤怒。生发抗拒感的过程发展为条件反射的主要情绪反应。至童年后期或青少年期，他开始对男性生出正面反应，受刺激的情绪转向情欲化。」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03 [1966]: 327）
精神病学家Byne与Parsons看法也相约，提出「互动模式」。他们认为，基因或荷尔蒙并不决定性倾向，却可能令人倾向某种性情，影响他与环境的互动，从而渐渐发展出某种性倾向、或性格特征。此种机制可循多重路线发展出同性恋，从此一方面解释了为何在同一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生儿，两人皆为同性恋者的比率高；另方面也解释了为何只集中于个人性情、或各种环境因素，却没有考虑两种因素互动的心理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相关现象。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6－37）
童年时遭性侵与同性恋
《性与婚姻治疗期刊》（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一项研究以35名童年时曾遭性侵犯的成年男子，观察其过往性经验、性念头与性幻想。研究发现，男士在童年时曾遭性侵，与长大后发展出同性恋特征、并娈童倾向相关：
「按现存文献，性别身分错乱及性别倾向问题，往往因童年曾遭性侵而起。在是项研究里，童年曾遭性侵的男士中有46 %，相对于不曾遭性侵男士的12%，自称为双性恋或同性恋者。此发现印证了早前研究之结论，即性倾向与童年曾遭性侵犯相关。｣
研究总结说：「因此，童年曾遭性侵，可能令男子成年后倾向对年青男士有性幻想。」
（James R. Bramblett, Jr., and Carol Anderson Darling，“Sexual Contacts: Experiences, Thoughts, and Fantasies of Adult Male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23 [4]: 313 [Winter 1997] ）
《梅灵格精神分析学院通讯》提到，若干童年经验而致的「诱惑」，可能导致同性吸引倾向：「有若干童年经验因素，似乎与成年后发展出同性恋倾向有关。相关情况包括：长期与异性分开；童年时曾有特别、强烈、具满足感的同性恋经验；曾遭成年人引诱；与异性相处、或参与某种性游戏时曾感到威胁或痛苦；上述关乎童年与青少年期经历的因素，与成年后出现同性恋倾向相关。｣
（Brown，“Homosexuality and Family Dynamics”，228）
文化因素与同性恋
若同性恋真的源于生理或遗传因素，同性恋者就应平均分布于各地区、社会，并各式人士中。然而，一项美国人性行为与自我认同性倾向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其中特别有两个因素，与同性恋行为及身分悠关－城巿化与教育程度。
城巿化
同性恋者都集中在城巿：
美国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发现，男女同性恋者并非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区域，「全国12个大城巿里，有超过9%男士自称同性恋者。但在巿郊，或其他不那么大的城巿，仅3至4%男士称同性恋者；在乡村地区则仅1%。女同性恋者亦集中于大城巿，但情况不及男同性恋者明显」。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 1994] ，177－79）
《性的社会组织》提供更多数据，显示两者息息相关。「回应者所居住地区的城巿化程度，与各种程度的同性恋倾向有『明显』关连。居于全国12大都会的男士中，有9.2及16.7%称同性恋者（两组数字分别指自称同性恋者、与有同性恋欲望者），而全国男士相关比率则为2.8及7.7%。此数字似乎随着城巿化程度低而下降。虽然女性亦显示相似模式，即女同性恋者比率随城巿化程度愈高而增长，但情况不如男士般明显。」
（Laumann, et 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306）
表一：自青春期起曾有同性性经验人士与居住地区关系比率
表二：自称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与居住地区关系比率
数据源：Edward O. Laumann, John H. Gagnon, Robert T. Michael, and Stuart Michael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Table 8.2，305。
人口统计学研究亦显示，同性恋者多现于城巿化程度高地区：「全美同性恋伴侣数目最多的20个城巿，其居民数目占全国人口少于26%，然而我们的男同性恋者样本却有近六成居于这些地区。明显地，男同性恋者都集中于某几个大城巿。女同性恋者分布则没那么集中…男女同性恋者尤其集中于几个城巿。举例说，在我们随机取样的男同性恋者样本中，居于三藩巿之比率较一般美国人高12倍，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城巿有洛杉矶、首都华盛顿，并阿特兰大。女同性恋者则多集中于三藩巿、西雅图，与明尼阿波尼斯。再看男女同性恋者集中的较小型城巿（人口在20万至70万之间），即发现如安那宝（Ann Arbor）及麦迪逊（Madison）等「大学城」，其同性恋者数目不合比例地高。（每十个男女同性恋人口较多的小型城巿里，七个有一所重点大学。）｣
（Black, et al.，“Demographics of the Gay and Lesb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48－49）
当然，其中一个可能解释是，同性恋者于出生时人数平均分布全国，成年后逐渐迁往大城巿，因为那里较接受同性恋，也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然而Michael等质疑这种解释，并指出，「不仅是同性恋者倾向从小镇与乡郊地区移居大城巿」，他们引述研究发现显示，「在大城巿长大的人，也较在乡郊、小镇及乡村长大的人多发展出同性恋倾向。这种关连亦见于美国一般社会调查的独立样本」。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4] ，182）
Michael等发现城巿长大与同性恋比率高之关联，明显与「天生同性恋」理论相矛盾，他们尝试解释：「也许同性恋者身处于较大的同性恋群体之间，较容易学习成为同性恋者，探索此种生活方式。」
（Michael, et al.，Sex in America，182）
早在数十年前，《英国精神病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已详细解释，社会环境如何确认同性恋身分与行为，令此种倾向更为普遍：「人若常到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去、如某几个酒馆，即会受鼓励作同性恋行为；勤访此等环境，有助他消除未能成熟的焦虑，同时亦满足性欲。志道道合者互相支持，令同性恋者相信，他是这群无药可救的人之一分子，也愈有理由沉溺于已然形成的同性恋习惯…如果事已至此，且似乎无治愈之可能，他就愈有理由沉溺其性冲动中，也要求社会一定要接受其同性恋。｣
（P. J. O’Connor，“Aetiological Factors in Homosexuality as Seen in Royal Air Force Psychiatric Practic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466: 386 [May 1964] ）
教育程度
与城巿化因素相约，高教育水平亦与同性恋行为及身分相关。
《科学期刊》（Science）一项研究发现，「曾受四年或以上大学教育者，曾有同性性经验者比率也较高」，「与不曾受大学教育人士比较看则更明显」。
（Robert E. Fay, Charles F. Turner, Albert D. Klassen, John H. Gagnon，“Prevalence and Patterns of Same-Gender Sexual Contact Among Men”，Science 243，Issue 4889 (20 January 1989): 342）
《家庭计划观察》（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一项对男士的研究也显示，「过去十年，教育程度与曾与同性有性经验男士，两者有正向关联…」
（John O. G. Billy, Koray Tanfer, William R. Grady and Daniel H. Klepinger，“The Sexual Behavior of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5，no. 2 [March/April 1993]: 59）
美国健康与社会生活普查亦有同样结论：「我们的研究显示，曾受大学教育的男士自称同性恋者，较只达高中程度的男士多一倍，为3%对1.5%之比。」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1994] ，182）
然而，《美国性爱》（Sex in America）作者说：「在女士中，这情况更明显。大学程度的女士自称同性恋者比率，较高中程度者多八倍，为4%对少于0.5%之比。」
（Michael et al.，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182）
表一：自青春期起曾有同性性经验人士与教育程度关系比率
表二：自称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与教育程度关系比率
数据源：Edward O. Laumann, John H. Gagnon, Robert T. Michael, and Stuart Michael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Table 8.2，305
于此，美国健康与社会生活普查的最高学术水平研究诠释－《性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再次印证环境而非生理因素致同性恋之说：「高教育水平与社会及性解放理念、…并更多进行性实验相关。」Laumann等总结说：「高教育水平人士似乎更接受非传统性行为。」
（Edward O. Laumann, John H. Gagnon, Robert T. Michael, and Stuart Michael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309）
个人选择与同性恋
论者常为同性恋是「天生」或「个人选择」而辩，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事实可能是两个极端之间。首先，大部份人未必能选择所经历的性感觉或吸引倾向，但每个人都是自己选择所参与的性行为：
Bem提到女同性恋者时说，「部分妇女按『异化演变为同性恋模式』预计，应该属异性恋，但她们可能因社会或政治理由，只集中待在女性圈子中生活，以致避免向外与男性发展恋爱关系，转而与女性发展感情与情欲关系，并自称女同性恋或双性恋者。」
（Bem，“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331）
Byne与Parsons在《普通精神病学文献》里，也提到「个人选择」在性倾向发展中的角色：「目前关于性倾向来源的理论鲜有提及个人选择，其实这在建构个人身分上担当重要角色。」作者解释：「这不是说人有意识地决定自己的性倾向，而是说，性倾向乃是人在经历不同环境转换，在社会与文化压力下所作一连串决定，渐渐形塑而成的。」
Byne and Parsons，“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236－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