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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41-52
响应美国心理学联会指：谋求改变性倾向于人有害，可能令人自恨、抑郁，或引发其他自毁行为
美国心理学联会指不应试图改变性倾向，因过程可能对参与者有害（DeLeon, 1998; Just the Facts Coalition, 2008）。究竟人接受治疗，谋求解决不想要的同性恋感觉、想法或行为，是否从来都毫无帮助呢？这过程是否常常令参与者受害呢？若此类治疗曾经有效－哪怕只是一个案－即能推翻「常常有害」、「从没帮助」的说法。许多性倾向复修治疗文献指，不少治疗师及求助者称，相关治疗对摆脱同性恋感觉、想法与行为有明显功效，可见对主动寻求改变性倾向人士而言，这并非「常常」有害的。
指性倾向复修治疗往往或曾经有害者，究竟又有何根据？若有人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感不满，却不向他们提供这类治疗，会有害处吗？在引言部分我们指出，美国心理学联会引述几位作者研究（Davison, 1991; Gonsiorek & Weinrich, 1991; Haldeman, 1994; Schroeder & Shidlo, 2001; Shidlo & Schroeder, 2002），以支持性倾向复修治疗有（起码潜在的）害处。我们将检视相关文献与观点，以响应种种问题。
在讨论个别报告以先，我们得指出，对性倾向复修治疗之利害作评估，受到方法上的困难所限制。20世纪过去数十年间，摆脱不理想性吸引与行为的治疗种类五花八门，以至难以实施合适的检评制度。每种治疗法接受者亦有限，因此没有足够数据供评估测试；寥寥可数的几个相关研究，要非将不同治疗法合起来计算，就是根本无法对每种治疗法之特性进行量度。
再者，研究员一般使用方便样本和个别或汇集的声明（求助者及／治疗师的说法）的总集，以评估临床表现，结果是，对治疗结果和疗效的正面与负面的故事均有，却没有客观方法来理顺两者的矛盾。此外，大部分提供性倾向复修治疗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皆为私人执业，并没有时间或资源就所使用的治疗法进行有系统的结果研究。
改变性倾向致害的报告
几名作者探讨处理同性恋的潜在害处，并就个别例子发表报告（参 “General Commentaries Critical of the Possibility of Sexual Reorientation” in Section I,” Duberman［1991, 2001］）。一名同性恋者提及自己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的负面经验，并以偏概全的指，任何人也无法成功改变。Ford（2001）与Moor（2001）亦以相约手法，提及从前的失败尝试，并他们觉得所受到的「害处」。
Brown（1996）称，性倾向复修治疗「明显有违不加害伦理」（页905），然而他所引述的权威研究，仅Haldeman（1991）及其他著名同运人士所写论文，相关研究早已有前设立场。
例如Beckstead（2001）认为，「同性恋者若以为可以摆脱同性吸引，经历异性恋吸引，大概会失望」（页106）。他提到，曾尝试接受类似治疗的人忆述，过程痛苦。然而他的结论似乎基于个别人士意见，非可验证数据。
Drescher（2001）认为，性倾向复修治疗师只是强化同性恋的烙印，这些烙印是于同性恋在1970年代被剔出《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之前存在。他认为这等治疗师之所以尝试改变同性恋者，全因所秉持保守宗教义理，以致「扼杀是否应该改变性取向的异议」（页22）。Schneider等（2002）认为，将同性恋诊断为病症的精神医师乃「宣扬高风险、有害的『治疗法』，为要将性倾向定型」。（页273）
上述近期研究作者皆认为性倾向复修治疗有害，Shidlo与Schroeder（2002）指，几个曾接受此种治疗者称，「治疗期间及之后，皆深受严重心理与人际问题困扰」（页254）。讽刺地，是项研究（后文会详述）常遭错误诠释。尽管一众作者指相关治疗有害，但他们亦指出其研究之明显限制，在列明方法上的限制后，他们也说，「本论文所列举数据并未提及个案资料，也未能提供复修治疗之成功或失败率、有助或有害比率，或是否有违伦理等问题」。（页250）
Nicolosi等（2000b）曾调查882名求助者，令他们剔选治疗潜在负面影响清单，具列70项可能影响，结果仅7.1%受访者指他们在三项以上影响方面情况转坏，也就是说，继续接受治疗者，所受负面影响极轻微。
最后，Jones and Yarhouse（2007）以当今最缜密的研究方法提出实证指，参与者通过与宗教介导的出埃及事工，部分人的确可以改变性倾向，也有部分人成功改变性别认同身分，且无证据显示尝试改变性倾向于人有害。是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其属纵向设计，并以混合标准发展出性倾向量评工具，衡量参与者接受治疗前及后其心理与灵性功效。Jones与Yarhouse的研究设计为日后研究定下标准，以衡量治疗之害处或益处，并与宗教介导的治疗法改变不理想性倾向的效用。
自杀
相对于康健人口，情绪病人出现抑郁情况，并相关的自杀风险较多；因同性恋寻求协助的病人，抑郁与出现自杀念头就更多（参第三部分）。尽管Shidlo与Schroeder（2002）认为，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后可能出现最明显祸害是自杀，但若仔细察看是项研究，发现其统计趋势显示，长远而言，研究对象接受治疗后自杀率减少达五成（Whitehead, 2008）。自杀分析若要得更佳效果，应设立更准确的控制组，与从没接受Shidlo与Schroeder（2002）曾提及任何治疗的同性恋者其自杀率相比较。
更大的恐同问题
Haldeman（1994）等批评者认为，性向复修治疗令人对同性恋有负面印象，并指「此类治疗光存在，即足以…使恐同问题恶化」（页225）。评论含糊其辞，并未说明究竟是谁－是求助者、公众、相关专业人士，或上述三者皆然－会对同性恋持负面看法。
若是选择接受治疗者本身，指他们对同性恋、并／或身为同性恋者的自己持负面看法，则评论者必须证明，是某种性倾向复修治疗令他们有这种态度，此说方能成立。以下将检视历来多个研究之意见，显明性倾向复修治疗无论对同性恋者本身，或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均无负面影响。
图一显示，同性恋群体之间对同性吸引倾向成因之看法，较一般公众改变得更快。许多男女同性恋者相信自己天生同性恋，这不是他们的错。可见复修治疗的存在，对同性恋者的自我理解并无明显的负面影响。
图一：相信同性吸引倾向乃基因使然
同性吸引倾向人士对此特征成因之看法随时日改变。此处并附几个异性吸引倾向数据点以作比较（Bell, 1976; Herek, 2002; Kryzan & Walsh, 1998; Otis & Skinner, 2004; Harris Poll 2000，引述自Schneider, 2006）。
图二显示，过去数十年的明显趋向是，一般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不论在同性恋群体里或是公众，持此信念者也愈增。此趋势显示，社会上所有群体皆愈相信，同性吸引倾向及其相关表现都是正常、自然的，他们不能改变。可见虽有各式各样的性倾向复修治疗，但此等治疗之存在对公众意见之影响，可谓小得难以量度；公众愈来愈接受同性恋。
图二：盖洛普调查：同性吸引倾向是天生的吗？
一般大众对同性吸引的成因随时日改变（Robinson, 2006）。
图三显示，公众对同性吸引倾向看法愈趋正面，调查以「同性恋者应有同等法律保障」为量度标准，显示公众某程度上接受同性恋。
图三：同性吸引倾向人士应有同样法律保障吗？
关于社会应否歧视同性吸引倾向人士，公众意见之改变。（Robinson, 2006）
从上述图表可见，研究显示过去30年来，虽有组织提供性倾向复修治疗及宗教介导的事工，以助部分同性恋者摆脱他们看为不理想的性倾向，但此等服务出现，并未令社会愈歧视同性恋者。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01）曾在美国作家居电话随机抽样访问，结果发现，「公众愈来愈接受男女同性恋者，支持反歧视条例，也支持扩阔家居伴侣的权益」。（页11）
Egan、Edelman与Sherrill（2008）所作杭特大学调查（Hunter College Poll），乃随机抽样、具全国人口代表性调查，先以电话邀约，请参加者在网上完成一项关于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者的调查，发现一项平衡现象。在自称为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群体内：
老一辈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者（65岁以上）强调要摆脱歧视和偏见，年轻一代（18至25岁）则认为，要争取随心所欲过活的自由，所受待遇应与美国异性恋人口看齐（例如，借着「保障同性恋者结婚权，及抚养、领养孩子的权利」展现出来）。（页25，强调为原著所加）
可见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群体中年青一辈，更着重争取权利，要与异性恋伴侣看齐；老一辈则较着重消除工作场所歧视，或反同性恋罪行等（参Egan & Sherrill, 2005）。
或者批评者是说，性倾向复修治疗所引致恐同效应，非在于一般公众，却在于接受治疗者本身？此说要能成立，必须证明此种态度总是乃由某种治疗所致，或是该治疗法无可避免的副作用。然而研究员所得结论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性倾向复修治疗师应对求助者说明，病历数据显示，一般接受治疗者－与不接受治疗者所得益处与风险，应在对方完全了解情况、并同意下，才开始治疗。
改变性倾向之有效度的报告
反对性倾向复修治疗的临床治疗师虽警告，这样做可能有害，然而他们明显也意识到，此类治疗不一定带来伤害。举例，同运分子兼临床治疗师Haldeman（2001）称，他处理过曾接受此类治疗但效果不满意的病人：
似乎非所有人因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而受害。受害个案并不常见。事实上有病人指，就算接受此类治疗但失败，却往往带来一种奇怪的、间接的好处，如病人终于「释然」，不再对其性倾向的否定耿耿于怀。（页119－120）
在提及性倾向复修治病人可能承受风险后，Haldeman为其风险评估作补充说：「这不是说，所有性倾向复修治疗都有害，或者是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应停止采用。」（页128）
另有研究文献指，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的病人，就算发现治疗失败，相关治疗某程度上仍对他们有帮助（Nicolosi et al., 2000b; Shidlo & Schroeder, 2002; Spitzer, 2003）。如Shidlo与Schroeder的研究，虽然其原初设计，是要「记录恐同治疗的祸害」，以「提醒公众相关治疗的害处」（句子明列于召募研究参与者章程），但结果也募得接受治疗后觉得有帮助的个案，令研究同时录得「接受治疗后自觉成功及自觉失败」个案（页259）。
Nicolosi等（2000b）、Shidlo与Schroeder（2002）、Spitzer（2003），与Karten（2006）为四个治疗后满意调查研究。Shidlo与Schroeder（2002）主要收集五年内治疗结果不满意报告，而其他三个研究则收集更短年期以内的满意报告。这也许显示，有害报告可能很难找到。
Shidlo与Schroeder（2002）主要收集个人所提接受治疗后受害的情况，展示多项叙述统计。其他研究则收集各种程度的成功个案，展示相似统计量。四项研究均有同样限制－并未提及曾参与治疗但中途退出者的数字。从方法论上看，上述论文结论最多只能说，有人报告治疗有正面、也有人报告治疗有负面结果（这是各位作者也同意的）。
Nicolosi等（2000b）曾对882名病人作调查，让他们剔选清单所列、接受治疗后的可能负面影响；结果仅7.1%病人指，列表上有三个项目或以上，他们在治疗后表现更差；可见对选择继续接受治疗的病人言，所受负面因素影响甚微，起码这个样本如是（有关此研究细节，参第一部分）。
Shidlo与Schroeder（2002）召募研究对象方法，是在同志网站刊载广告、按名单寄电邮、在非同志报刊登广告，或利用同性恋者、或前同性恋者组织名单直接致函。最初他们在同志刊物登载广告有「帮忙我们，把祸害记录下来！」等字眼，后来部分响应者指，治疗某程度上对他们有帮助，研究员再次刊登召募广告时才采取较中性字眼。因为研究员首次召募受访者时，所物色到的，是自觉曾经受害的人，他们希望帮助研究员证明立场，以反对类似治疗法；因此所取得样本明显不能代表曾接受治疗人口整体。
是项研究有202名参与者，包括182名男子，20名女子；其中176人称曾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但失败，26人称成功。在报称治疗「成功」的人中，有12人称仍偶有「失蹄」（治疗后仍偶尔会有同性恋行为）；6人称能好好管束自己，因此不再为同性吸引挣扎；8人称正处于「转向异性恋过渡期」（页253）。最后此8人在七分的金赛评估表得分是三（异性恋与同性恋倾向程度同等）或更少（倾向异性恋）（自称异性恋者，报称有异性恋行为、建立异性恋关系，并否定同性恋行为）等。
Shidlo与Schroeder发现，在接受临床治疗而「自觉成功」的人当中（临床治疗的标准为：任何由执业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家庭与婚姻治疗师，或辅导员所提供治疗；不包括宗教事工），其中22人觉得治疗无害，对自己「有益无害」。其他「成功」个案称「有益也有害」。在168个自觉治疗「失败」个案里，其中有九个称治疗对自己「有益无害」，72人「有益也有害」，85人称「有害无益」，两人称「无益无害」。
Spitzer（2003）指，按所研究参加者数据，并无证据显示相关治疗对人有害。「相反，」他写道：「据他们所言，除了改变性倾向外，治疗更在其他好几方面对他们有帮助。」（页413）由于Spitzer之研究发现相关治疗无害，因此他认为，美国心理学联会应停止使用双重标准，以令人放弃性倾向复修治疗，只采取肯定、强化同性恋身分的治疗（所谓「确认同性恋身分治疗」），他更指出，「并无科学证据证明后者行而有效」。（页413）
上述研究均有同样限制，比如说，都没有提及在有足够时间评估治疗效力前已退出的病人数目。从方法论角度言，上述三份论文的结论亦仅限于（如论文作者所说）：「部分病人取得正面成果，而部分有负面结果」；相信没既定立场而客观的观察者，从这些研究也只能得出以上总结。相关研究并未能评估治疗所带来益处或害处之确切比率，几份论文给人一个印象，就是益处或害处比率可以是很小也可以是很大。
最后，Jones与Yarhouse（2007）一项纵向设计、利用多种评估工具的研究发现，许多参与宗教介导治疗者，都能有效改变性倾向；就算失败个案，当事人亦指过程中不觉有害。
总言之，目前文献并不支持性倾向复修治疗总是带来害处。将来若有研究员要探讨治疗的潜在、及可避免害处－还有益处－则应该重演Jones与Yarhouse（2007）的设置。再者，未来若要探讨寻求复修性倾向人士之心理关顾过程与结果，所用评估标准必须清晰，认受性高，并通常用以评估不同目的之心理治疗法。
避免更大伤害
美国心理学联会警告，寻求改变性倾向可能对人有害，可能令受助者更加自恨、抑郁，及导致其他自毁行为（APA, 2008; DeLeon, 1998; Just the Facts Coalition, 2008）。然而现有研究并不支持此说，因目前并没有研究以随机取样方式评估伤害比率。再者，此警告误导令可能接受相关治疗而得益者。
美国心理学联会、还有持同样立场的专业人员其逻辑似乎是，因为部分病人报称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后感到受害，因此所有人都不应提供、或接受类似治疗。言论更极端的研究甚至说，相关治疗大致上「已证明一般对病人有害」（Lambert & Ogles, 2004）。若以同样逻辑对待一般治疗法，则所有人都应避免任何（或每种）治疗，治疗师恐怕都得另谋高就了。
理应知道，某种治疗法可能有助个别人士解决、或应付某种问题，这可能对好几个人也有效，却对其余人士无效。论者不能基于少数个案，即泛指某种治疗法「行不通」或「有害」。基于如此有限证据，即令病人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拒绝考虑采取某种治疗，可说是不道德。
且以一极端例子说明。设若某种治癌药物仅能治好1%服用者，其余99%皆治不好，并造成短期的恶心副作用－这种药物也断不会因而退出巿场；事实上，只要病人理解存在风险与益处，在他同意下用药，是绝对符合道德的。如第一部分所述，精神健康治疗师提供治疗，协助同性恋者摆脱不理想性倾向，其成功率远远高于1%。
在部分人有需要的情况下，仍禁止某类治疗，其实带来大得多的祸害。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的公众意向。但可以预计的是，若禁止向某类病人提供性倾向复修治疗，则此族群中必有相当部分人最终死于艾滋病－将来这极有可能构成极端祸害联合诉讼。情况即如囚犯对育儿机构作联合诉讼，指其于多年前疏忽照顾。
美国心理学联会或其他专业机构现在教导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无法改变，只能「忠于自己」。这些机构劝当事人接纳同性恋者身分，又否定其「恐同」情绪（个人对人性与人类性爱的价值观及观点）；然而将来属自我不协调同性恋者家属可能会控告此等机构，指其未能提供适切服务，因此未有防止男同性恋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医疗风险。
许多人之所以寻求性倾向复修治疗，是恐怕若继续此种生活方式，将承受巨大医疗风险。从统计学上言，同性恋族群感染致命疾病比率，较任何可比较族群所从事活动带来的医疗风险都高（参第三部分）。若有人希望减低死亡风险，理应帮助他避免参与可能染上致命疾病的活动；治疗师若不提供、也不转介病人接受此类治疗帮助，实为不道德。
辅导／治疗史上最失败、令数以万计人士死亡的个案，大概是安全性行为辅导。近年艾滋病感染比率节节上升，在许多国家，感染率较安全性行为教育开展前一样高－尽管感染率上升，可能与大众听腻了安全性行为信息有关；无论如何，若因此说安全性行为辅导致害，这说法并不准确。防止少女未婚怀孕辅导是另一例，相关工作并未令年轻未婚母亲绝迹，当事人往往来自接近贫穷线或贫穷线水平以下家庭，不会有人因此说，既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就应停止此类辅导。
同样地，性倾向复修治疗协助求助者避免他们所设想的长期最严重的伤害－患艾滋病致死；若断言此类治疗有害，实在并不公平。今天虽然好几个专业机构均已表明立场，反对性倾向复修治疗，还幸并未强制禁止。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人若因宗教理由谋求摆脱心目中不理想的同性恋倾向，相关机构却未能提供治疗，这不仅侵犯当事人的自主与自决权利，更侵犯宗教自由。美国心理联会指引敬告心理学家，应「尊重所有人的尊严与价值，个别人士的私隐、保密与自决权」，并应「尊重文化、个别身分与角色差异，包括…宗教方面的」，「辅导此类族群成员时必须考虑相关因素」（APA, 2002）。对许多人而言，渴望摆脱同性恋倾向，发展潜在的异性恋倾向，这符合其价值观。相关观点可能基于其宗教背景，看重两性互补的价值，珍视家庭与性爱的传统理解－心理治疗师实在没有伦理上的权利，企图改变此等价值观。
正如Byrd等（2008）发现，不少人接受心理治疗、牧养导引，或宗教介导疗程，欲摆脱不理想同性恋倾向，他们的「世界观并不认同同性恋为某种身分、或生活方式；某种深刻的宗教或灵性身分认同似乎是主要动力，令其当初寻求接受治疗」（页26）。Byrd等引述同运分子、研究员Haldeman的话，值得再提及：
人可能对其宗教与灵性身分－即如其性倾向－有极深刻感受，这是人类一主要课题。对部分人而言，改变性倾向远较脱离某种宗教生活方式理想，较容易，导致较小情绪困扰，因当事人其自我与人生目的，端系于宗教生活…无论我们对此选择、或背后的心理结构看法如何，难道就可以拒绝提供相关治疗，以协助当事人活出心目中他决定认为对的生活方式吗？我想我们没权这样做（Haldeman, 2000, 3页）。
治疗之道德原则
尽管Shidlo与Schroeder（2002）批评性倾向复修治疗不符合道德，且效果不佳，Forstein（2001）却有不同看法。Forstein曾写道，他虽然不认为需要改变人的性倾向，却也没有科学证据显示，性倾向复修治疗必然有害和不道德。此外他亦提出方法学上的问题，让治疗师考虑；并为道德守则问题提出若干指引。
性倾向复修治疗的道德问题，一直为精神健康机构与专业人员所关注（Throckmorton, 1998; Yarhouse, 1998）。Lasser与Gottlieb（2004），他们纵认为相关改变（复修）治疗存在风险，也质疑其成效，却仍提出以下观点：
尽管性倾向复修治疗存在明显风险，但这对病人而言，可能有两个好处。第一…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独立、并罕有情况下，性倾向复修治疗可能有效。第二，就算治疗失败，病人最少也在三方面得益。首先，尝试而失败，有助他接受自己的性倾向。第二，治疗可能令他在其他方面有得着，即使那只是副产品。第三，有助建立病人与治疗师的关系；如果病人提出接受此类治疗，但治疗师拒绝的话，此关系就终止了。（页198）
就算治疗失败，当事人未能改变性倾向，却也可能从中获得心理上的益处，如发现自己的性别身分，增强社会支持，灵性觉醒，减低焦虑等（Byrd et al. 2008; Erzen, 2006; Karten, 2006; Lasser & Gottlieb, 2004; Nicolosi et al., 2000b; Schroeder & Shidlo, 2001）。
我们认同所有治疗均应受专业准则规范，包括以心理关顾方式协助人摆脱不理想性倾向的治疗法。无论如何，应以病人的好处为原则，「保护病人不受害为先」。相关治疗不应带来重大、实时，或可避免之伤害；若某些治疗法会造成重大、实时的自恨、抑郁，或其他自毁情况，则从专业上看不应采取。我们亦相信，若治疗有任何已知的重大负面影响，必须预先告知病人，征求对方同意。长远而言，设若未来研究发现相关治疗出现某些长期负面影响，也应尽早公报，及早预防。当然，所有治疗法（包括谋求改变性倾向者）均可能、有时也的确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间接伤害（Lambert & Ogles, 2004; Mohr, 1995）。
我们认为，相关议题已高度政治化。其实目前已出版文献记载性倾向复修治疗带来伤害的案例很少，若真如批评者言，此类治疗「往往」带来伤害的话，此类报告应是排山倒海而来。但按目前文献，从个案数量观之，「害处很多」之说并无事实根据，显然是不真实的。
若所谓的「害处很多」，是指相关治疗曾造成某些伤害，则相信所有心理治疗法都曾有这样的情况－都曾令部分病人自觉受损，或最少感到失望，但这绝非治疗之本意（Lambert & Ogles, 2004; Mohr, 1995）。按目前临床及科学文献，性倾向复修治疗－一如其他疗法－并无明显害处，部分疗法甚至带来明显益处（起码个别案件如是）。此类治疗存在逾一世纪，得到多项理论、多个专业、多个学科支持，充分显示出其无害、并能带来益处。因此，性倾向复修治疗应被确认为一般有益病人，也应继续提供此等服务给那些寻求性倾向改变的人，除非有实证推翻上述说法。
总结
任何治疗法，都可能有病人感到不满意。然而要知道，证据显示旨在协助人摆脱不理想同性恋倾向的治疗法，一般而言并无害处，也不会引致心理伤害。事实上不少案例显示，性倾向复修治疗除改变性倾向外，更带来其他好处，有益心理健康。就算有病人接受治疗后，仍不能改变其同性恋念头、感觉、幻想，或行为至满意程度，但不少病人皆表示，对所能做到的部分改变感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明显反对性倾向复修治疗、指其有害的临床治疗师，其实也深知道此类治疗不常带来伤害。举例说，同运人士、临床治疗师Haldeman（2001）谈到曾处理接受此类治疗后感不满意个案，他说：
似乎非所有人因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而受害。受害个案并不常见。事实上有病人指，就算接受此类治疗但失败，却往往带来一种奇怪的、间接的好处，如病人终于「释然」，不再对其性倾向的否定耿耿于怀。（页119－120）
尽管Haldeman认为性倾向复修治疗有若干风险，他也补充说：「这不是说所有性倾向复修治疗都有害，或者说精神健康专业人员不应予采取」（页128）。
Spitzer（2003）在研究结论里写道：「精神健康专业人员不应禁绝以改变性倾向为目的之治疗法。病人只要充分了解治疗情况，知道有可能失败，结果未必如意就行；他们应该有权作理性抉择，决定发展自己潜在的异性恋倾向，将自觉不理想的同性吸引倾向减至最低。」（页413）
究竟选择接受性倾向复修治疗者，是否只由罪疚感驱使？换言之，这是否在所谓「恐同」观念影响下才做的决定？Spitzer的研究结论指，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能作此种决定，表示病人有自主、自决能力」。（页413）在任何治疗过程，治疗师都应该谨慎，不要加强「病人本身已有的自恨情绪」（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引述自Just the Facts Coalition, 2008, 7页），也应知道「此类治疗存在大的风险，包括抑郁、焦虑，与自毁行为」。
不少病人在未有效解决潜在的情绪问题、或强迫性行为模式之前即决定终止治疗，然后觉得情况比以前更糟。举例说，短期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往往令病人意识到本有的抑郁、焦虑，与其他各种情绪。在一段短时间内，当他们企图禁戒某种性行为或瘾癖（如物品滥用）时，可能感到抑郁情况更严重；但是，不快感觉加强，不一定等于「伤害」，这反而可能是一个契机，让当时人处理积压的感受，这些感受可能是由心灵内部压抑、情感压抑行为（如性幻想，或任何形式的性满足行为）、物品倚赖（如酗酒或滥药），或瘾癖（色情物品、赌博上瘾）所造成的。
各种治疗法，不论其理论基础或治疗模式为何，都难免有少数病人出现心理或人际健康倒退，或其他负面结果；开始时问题困扰较大的病人，如边缘性人格失调患者，出现此情况机会更大（Lambert & Ogles, 2004, 177页）。一旦碰上同理心不足的治疗师，即可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出现反移情作用的病人也可能有倒退现象（Mohr, 1995, 157页）。此外，正如一般处理强迫或瘾癖行为的治疗（Lambert & Ogles, 2004），在治疗关乎不理想同性恋的强迫或瘾癖行为及／或其他失调问题时，病人屡犯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参第三部分）。
总言之，若说过去数十年之性倾向复修治疗可能令人对同性恋产生负面印象（包括同性恋者本身或公众），相关治疗的影响力实在微不足道。反而前引不少研究显示，社会愈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责任并不在当事人本身，也不应容许歧视、不公平对待同性恋者。这是无论在同性恋群体、或一般公众皆可见之趋向。
整体而言，按研究员所见，接受治疗谋求摆脱同性吸引倾向或行为者，一般不会受伤害；就算部分人在过程中出现若干负面结果，也没有证明因而抹杀另有人因此得益。不少病人表示，就算性倾向复修失败，治疗对他们也有帮助。指此类治疗造成伤害的文献报告，所用研究法其基础往往有限，如使用自传式个案研究、第三者个案研究，以非随机方式取样等。
对性倾向复修治疗「成功率」所作的相关研究，证据较有力，虽然往住也及不上研究的「黄金标准」（如长远而纵向的设计，组别其人口代表性，随机取样等）。因此，尽管少数研究指性倾向复修治疗致害，却有更大量临床个案及其他研究显示，对部分谋求摆脱不理想的同性恋倾向人士而言，此类治疗是有益的。
Haldeman（2001）曾说：「性倾向复修治疗所有可能结果，需要进一步记录与评估」（页119），所言甚是。对此课题作进一步研究，能让人知道在此种治疗过程中哪个环节对病人最有帮助，也有助我们避免祸害。期待将来的研究能考虑到，并非所有「性倾向复修治疗师」都用同一种方式，不少人会选多种治疗法，协助病人同时处理抑郁、焦虑、羞耻感、原生家庭造成的未解决压力、性与情感受虐、人际关系困难、动力不足、强迫与瘾癖问题等等（Nicolosi et al., 2000a）。
总的说来，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并无实质依据，以所谓「潜在害处」为由，否定病人寻求摆脱同性恋倾向的权利。且再引Spitzer（2003）的说法总结本段：
精神健康专业人员不应禁绝以改变性倾向为目的之治疗法。病人只要充分了解治疗情况，知道有可能失败，结果未必如意就行；他们应该有权作理性抉择，决定发展自己潜在的异性恋倾向，将自觉不理想的同性吸引倾向减至最低。（页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