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科學作為禁止扭轉療法的依據是錯誤的假設
False Assumptions about Science is the Basis for Conversion Therapy Bans
安•吉利斯（Ann Gillies）博士，創傷專家
關於禁止「扭轉」療法（“conversion” therapy）的提議是基於錯誤的和未經證實的假設：
•性傾向改變嘗試（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會造成傷害。
•性傾向是永恆不變的，也不能被改變。
造成傷害？
2002年，著名研究人員謝德勒 （Shidlo）和斯柯洛德（Schroeder）開始了一項關於轉變療法的研究。他們將他們的論文命名為：《恐同療法：記錄傷害》（Homophobic Therapies: Documenting the Damage）。但在前20次訪談之後，他們明智地選擇了將標題改為《改變性傾向》（Changing Sexual Orientation），原因如下：他們發現參與者有這些經歷：
•在談論不想要的同性吸引（unwanted SSA）時感到解脫。
•增加了希望和新的見解。
•得到有效的應對策略。
•增加了自我尊重。
•增加了歸屬感。
•得到了關係的改善。
•增加了精神層面和信仰方面的感受。
在對接受過「扭轉治療」（性傾向改變嘗試）的個體進行調查後，尼柯洛西 （Nicolosi） 等人（2000）得出結論：
「這318名在接受治療或改變之前認為自己完全是同性戀傾向的參與者當中：
•56人（17.6%）曾表示，他們現在視自己為完全的異性戀，
•53人（16.7%）現在認為自己幾乎完全是異性戀，
•35人（11.1%）認為自己更多是異性戀而不是同性戀，
因此，45.4%的純同性戀參與者經過回顧和反省，表示他們的性傾向發生了重大轉換。」（1078頁）研究對象「在他們的心理、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方面也有很大改善」。至於說傷害，只有7.1%的參與者「在治療後表示，他們在心理、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等（公共17個）項目中有3個甚至更多項目上感到更糟」。（1081頁）
卡滕（Karten）（2006）針對經歷過不想要的同性吸引的治療的個體進行了一項研究，顯示出非常相似的結果：
•對男人之間表達出的關心感到不舒服的情況，具有統計意義地顯著減少，
•同性戀的感覺和行為，具有統計意義地顯著減少，
•異性戀的感覺和行為，具有統計意義地顯著增加，
•由於他們的改變嘗試，在心理健康方面產生了非常顯著的正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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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男性表示他們的自尊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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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的人在社交機能方面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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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的人表示抑鬱有所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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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的人減少了自我傷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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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的人減少了自殺意念和自殺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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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的人表示減少了酒精和藥物濫用的情況（87—88頁）。
後來，卡滕擴充了這項研究，並在一份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了類似的結果（卡滕和韋德（Karten & Wade），2010）。
鍾斯（Jones）和雅豪斯（Yarhouse）（2009） 採用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縱向方法論，以解答性傾向改變及其可能造成的傷害的問題—這項研究跟蹤那些想要追求改變的受試者。「我們發現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一些個體身上發生了性傾向改變，是通過參與到出埃及事工（Exodus Ministry）的以（宗教）信仰為媒介的轉變方法（23%通過自我分類）」（第8頁）。「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試圖改變性傾向對這些個體造成傷害（第9頁），盡管該研究跟蹤了受試者6—7年的時間。」
布萊克（Black）（2017）在他的性傾向改變治療（性傾向改變嘗試）的研究中寫道：「在98名撰寫總結意見的受訪者中，有85人持正面看法，只有7人持負面看法，還有6人持好壞參半的看法。」
在以下文章中所回顧的，只是許多研究中的一部分：
•海恩斯（Haynes）（2019） 鑒定識別了一個世紀中的研究出版刊物，大多是同行評議出版物，這些出版刊物探索同性吸引改變嘗試，時間跨度長達125年。這些研究中有相當一部分顯示出正面結果。
•費蘭（Phelan）等人（2009）對一個世紀裡的研究進行調查，主要集中在最近的、在方法論上可靠的研究，並發現了類似的結果。他們說：「雖然一些傳聞記敘聲稱，旨在改變性傾向的干預措施可能是有害的，但缺乏實證文獻來支持這些主張。沒有一項使用隨機調查結果的研究得出重定取向（reorientation）療法可能有害的結論。」
•斯普里格（Sprigg）（2018）表示：「我們回顧了2000年至2018年的6項研究或調查，所有這些研究或調查都表明，性傾向改變嘗試能夠有效地為一些客戶帶來性傾向的某些方面的顯著改變。幾乎沒有顯示有傷害…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性傾向改變嘗試的有效性的證據遠遠大於它帶來危害的證據。」
像這樣的研究對「同性吸引改變的療法會造成傷害」的說法提出了嚴重質疑。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類型的心理治療都可能導致不利的結果，包括潛在的感知傷害、徹底失敗和可能的復發（謝德勒， 斯柯洛德 和 德雷舍爾（Drescher），2002；謝德勒 和 斯柯洛德，2002；蘭伯特（Lambert）和奧格斯（Ogles），2004）。最近由桑坦洛（Santero）等人（2018）進行的一項精心設計的研究發現，在接受同性吸引治療後表示受到傷害的人數，與那些在任何一種普通心理治療中表示受到傷害的人數類似。
為了科學地證明性傾向改變嘗試（SOCE）通常是「有害的」，人必須證明以下所有情況都是正確的：
1． 報告性傾向改變嘗試帶來的危害的客戶數量，超過了報告受益的客戶數量。
2． 已經接受過性傾向改變嘗試的患者的負面心理和生理健康指標，都高於接受過替代性肯定療法的患者的指標。
3． 已經接受過性傾向改變嘗試的患者的負面心理和生理健康指標，都高於那些完全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的帶有同性吸引的人。
4． 已經接受過性傾向改變嘗試的患者的負面心理和生理健康指標，超過了那些接受過治療或為其他情況尋求諮詢的人。
這些情況都沒有得到證實。事實上，還沒有人認真努力地去證實這些事情！
永恆不變？
同性吸引的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自然發生的流動性的明確證據（迪克遜（Dickson）等，2003；薩文—威廉姆斯（Savin‐Williams）和里姆（Ream），2007；奧特（Ott）等人，2011；莫克（Mock）和艾巴赫（Eibach），2012；瓦朗加洛瓦（Vrangalova）和薩文—威廉姆斯，2012；薩文—威廉姆斯等人，2012；穆斯坦斯基（Mustanski）等人，2014；羅莎莉歐（Rosario）和施林肖（Schrimshaw），2014）。
例如，在一項針對2萬多名青少年的全國縱向研究中，異性戀以外的所有吸引的類別，都與較低可能的穩定性相關（薩文—威廉姆斯等，2012）。這意味著這是可以發生改變的！
戴蒙德（Diamond）和羅斯基（Rosky）（2016）的報告稱，在報告變化的有同性吸引的個體中，67%—100%的男性變化和83%—91%的女性變化是向異性戀靠攏。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戴蒙德總結了相關發現，她指出，大量的研究現已證實，性傾向—包括吸引、行為和自我認同—對於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是不固定的，並且這對於男和女（兩種性別）都適用。「考慮到這些發現的一致性，將同性性傾向一致描述為永恆不變的特徵，在科學上是不準確的」（戴蒙德和羅斯基，2016，第370頁）。戴蒙德（她本人是女同性戀者，同時也是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性和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n Sexuality and Psychology）的合作編輯，她現在正在呼籲LGBT活動人士停止宣揚「生來如此」的虛構迷思。（戴蒙德，2013，海恩斯，2016）
為什麼那些因為有不想要的同性吸引而掙扎的人，相對於那些性傾向會自然地從一個方面變化到另一個方面的人，會遭到如此不同的對待？（而且是可怕的對待！）這根本說不通。
而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將同性吸引描述為一種不可改變的特性是不準確的。戴蒙德和羅斯基（2016）繼續指出，即使性傾向完全由基因或圍生期的激素決定，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不可改變的，因為不可改變意味著「不能改變」。
性傾向是由意識介導的。「這意味著擁有性傾向需要心理（精神）狀態，比如信念、欲望和思想」（斯泰因（Stein），2014，604頁）。顯然，精神狀態是可以改變的，而且確實會改變。
根據戴蒙德和羅斯基的說法，要拋棄不變性作為基礎論調的觀點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它們歪曲和邊緣化了那些經歷到其性向（sexuality）是可以選擇的、非一成不變的、或者易變的性小眾群體。
對大腦可塑性的大量研究表明，大腦確實是靈活和可塑的。人類在性方面的可塑性（sexual plasticity）表現出非凡的程度（多伊奇（Doidge），2007）。
大腦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它會適應你常常悅納的思想和你生活的環境。一起放電的神經元將會連接在一起，並有能力根據大腦中映射的輸入進行適應。（多伊奇，2007，第292頁）
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認知會發生變化，如果我們選擇在性領域的一個方面「停止放電」，而選擇專注於性領域的另一個方面，我們大腦中的神經圖譜也會隨之改變。我相信，當一些有同性吸引的個體在做出改變他們欲望的選擇時，在那種情景下這將給他們這種能力。
看一下接受了成功治療的我自己的兒子，他說：「停止在『同性戀』中尋找我的身份，這讓我最終發現我的身份遠不止是我的性傾向」（個人通信，2020）。束縛消失了，他終於能夠探索他生命中身份的其他領域，將自己從雙性戀或同性戀的概念和標籤中解放出來，並讓他自由地追求異性戀的思想、吸引，最終進入婚姻，建立家庭；使他能夠過自己選擇的生活。
在美國心理學協會的《性和心理學手冊》（2014）中，柯蘭佩茨（Kleinplatz）和戴蒙德說，「至關重要的是，對臨床醫師來說，不要假設任何同性欲望或者行為的經歷就是潛在的同性戀的標誌，反而要允許每個人自己決定同性性行為在他們的生活和身份認同中要扮演什麼角色」（第1節，257頁）。
結論
我今天想向大家挑戰的是，要理解目前的「扭轉」治療禁令針對的是特定的少數群體中的每個人，包括LGBTQ群體和那些選擇不承認自己是LGBTQ的人。就是這些人有不想要的同性吸引。問題是：有些人有不想要的同性吸引，他們想尋求他們所企盼的治療，為什麼需要去抑制他們這份尋求的能力呢？
這種兩難處境是，盡管科學支持性的靈活性和流動性（sexual flexibility and fluidity），但在同性吸引領域的偏見只指向一個方向—LGBTQ的身份認同。如果那些有不想要的同性吸引的人想要朝著異性吸引和行為的軌跡選擇性的靈活性，這是受到譴責的，而且他們不被允許尋求幫助來改變。另一方面，訓練有素、有資格、有能力的治療師現在被強制命令只有在這種流動性朝著同性吸引的方向時，才能引導客戶接受這種性流動。（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治療師站出來發聲？答案很簡單：威脅恐嚇。）
在心理學領域，以這樣的方式操縱客戶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必須尊重那些出於個人價值觀、不論是否出自宗教信仰的、想要改變他們性傾向的的人，他們有自己決定的權利，就像我們尊重那些希望肯定並鞏固自己同性戀性傾向的人一樣。
* * *
在這封信中，我們已經很好地討論了性傾向改變嘗試的危害的話題、不變的概念以及嘗試的功效。我將在未來幾天發表一篇關於性傾向改變嘗試研究的綜述，以便更細緻和更清楚地討論這個問題。
安•吉利斯（Ann Gillies）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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